11月8日，中國社科院發布了2011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課題組調研了中國境內的國企、民企、外企百強，將其劃分為5類：卓越者、領先者、追趕者、起步者和旁觀者。結果顯示，被選中調研的300家企業，按百分制考評，平均得分不到20分﹔僅有一家企業屬於“卓越者”，“旁觀者”則高達205家，佔到近七成。(據《京華時報》)
企業社會責任，按照課題組的定義，這一術語與公眾稍顯隔膜。但如下關鍵詞會觸動我們的神經：反商業賄賂、產品合格率、社保覆蓋率、安全健康培訓、環境責任、節能減排。
都是“強”企業，在社會責任領域不夠“卓越”“領先”也就罷了，至少“追趕”的姿態還能顯示出誠意，再不濟，“起步”也多少意味著逐漸改善的前景。“旁觀”？事不關己高高挂起？這樣徹底的局外人定位，斷不可接受。
這實際上是另一種冷漠。公眾剛剛被“小悅悅事件”中18個路人的冷漠所刺痛。如果說，見死不救的個人行為，其冷漠讓人痛心的話，單純追求利潤、無視社會責任的企業行為，其冷漠則讓人疾首，或者說“痛腦”——它也許不如兩歲幼童的死那樣直接讓人撕心裂肺，但一旦訴諸理性思考，企業的這種冷漠足以反映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成熟、不健康甚至不正常，其對整個社會的危害，嚴重而深廣。
一個成熟、健康、正常的社會，必定是一個責任社會。我們當然可以向往“理想國”，即追求一個純然道德高尚的社會。但現實社會的組成有多個層面，各種要素在博弈，這就注定了我們隻能尋求最大公約數。當然，這個公約數一定是多元的。多元中，至少可以確認一點：這個公約數應該包含“責任”這一要義。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也必須追求一個責權利明晰的責任社會。
當個人面對“小悅悅事件”時，也許不應以立即現場施救作為道德苛求(注意，這絕不意味著要將對高尚行為的褒揚虛無化)，但可以以立即報警或撥打救援電話作為公民責任要求。對於企業，也許不該過多奢談道德，但可以以“企業公民”作為其責任要求。企業當然以商業利益考量為主旨，蠻橫的道德指責不僅無益，且有害，有可能扭曲真正的市場原則。但以公民責任要求企業，不僅是合理的，且是必要的。
根據剛剛發布的這份報告，顯然，這樣的企業現狀與中國追求的負責任的大國定位是不匹配的。從國企和民企的角度看，中國須擁有更多負責任的大企業﹔從外企角度看，中國須治理監管環境，讓跨國公司在中國境內真正負起責任來。
由此還必須引出政府責任這一話題。針對公民個人，其私德政府可以引導，不宜直接監管。但針對企業，政府必須實施強有力的監管，包括法律體系的健全、法律對企業的制約效果即威懾力，等等。一個健康的、法治的市場經濟，是國家發展的要務。
談責任，當然意味著一種現代文明和現代契約精神。但探尋中國傳統，其中廣有這方面的資源。如果說要為責任找一個更中國化的對應概念，那就是擔當。作為君子的美德，個人要有擔當。作為社會運行的基石，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組織，同樣要有擔當。
一言以蔽之，我們這個社會亟須明確責任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