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導演賈樟柯有過一部作品，叫《站台》。影片中有個山西的縣級文藝院團，叫做“汾陽縣農村文化工作隊”，在改革開放浪潮的沖擊下，不得不承包改制，由原先被國家養轉變為自力更生。大家成天開著大車，走鄉過鎮地演出，從演唱《火車向著韶山跑》，到唱搖滾歌曲《站台》。文工隊的名字也與時俱進地改為“深圳銀河霹靂柔姿搖滾現代舞團”。
1980年3月，文化部召開了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主要討論和交流了藝術表演團體的體制改革問題。由此，文藝院團掀起了改革的高潮，長期困擾院團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現象以“承包責任制”形式的出現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電影所反映的正是這段歷史。
30年前，文藝院團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為了生存，投身下海，進入市場經濟，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行事。但這次轉型過於簡單，似乎承包制在解決了農業的結構性問題后，可以包打天下，文化領域拿來就能用，一用就能活。結果，改革變成甩包袱。
影片中，見証著文工團變遷的兩個男主人公，跟隨著改組后的文工團走穴，離開汾陽，去過鄰近的農村，也到過內蒙古的草原。在路上，年輕的生命張揚了原始的青春活力，真切抒發了對“花花世界”的向往，可最終他們還是回到了汾陽，結婚生子，直面瑣碎無為的人生，繼續著庸常生活。“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
他們個人的遭遇也是文藝院團的遭遇，承包制沒能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缺乏引導和監管，導致所謂的革新演出，還沒有大篷車外“少兒不宜”的牌子更吸引人。沒人沒錢沒節目沒市場，最終沒效益沒前途。
30年后，文藝院團又遇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決策層顯然已經深刻研究過改革的配套問題了。各級政府對轉制院團不斷加大財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資金投入有增無減，政策優惠前所未有。如安徽省從2009年開始，省直院團演出場次補貼經費由每年200萬元增長到700萬元，補貼標准由每場次2000元提高到7000元。這說明，這次改革不是甩包袱，而是給跳進大海的孩子套上游泳圈。
牽住資金這個牛鼻子后，改制院團很爭氣，出人出戲出效益，生存狀況遠好於改革前，沒有出現“轉了就死”的狀況。但僅這樣還不夠，藝術院團改革的方式應是多樣化的，隻有在市場檢驗下培育成完全意義的市場主體，才是改革的有效途徑。隻有真正明晰院團產權，理順國家、院團與個人的關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法人結構，才能在完全市場競爭環境中實現優勝劣汰，並通過破產與合並等方式實現藝術資源的合理流動，促使院團領導用心管理，推動文藝院團的創作與生產。（熊 建）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1年11月10日 第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