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萊齊奧：關注底層人群是文學的使命之一

勒克萊齊奧，1940年出生於法國尼斯，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有《訴訟筆錄》、《流浪的星星》、《羅德裡格島游記》、《沙漠》等。

D?sert（《沙漠》）Jean-Marie Gustave Le Cl?zio著 Folio1980年版

Voyage a Rodrigues（《羅德裡格島游記》）

南京這一天的氣溫很低，頭一天才下過雨，勒克萊齊奧還是穿著他那雙大涼鞋，只是加上了雙襪子。我們一起往他住的酒店二樓走，許鈞問他“喝茶還是咖啡”，他說“我要喝雨花茶！”。這次來南京，是為了參加南大的110周年校慶，見他的前一天下午，他剛做了主題為“文學的世界性”的演講。對年輕人、對教育，他都懷有極高的熱情，他也認為讓盡可能多的孩子們受教育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之一，而他也是這麼去做的。我們的談話從文學展開，涉及到流浪、家、童真、語言……結束的時候他在《流浪的星星》扉頁上給我畫了一顆小星星，他說：“你要勇敢地往前走。”

“在戰爭裡，真正拼命的是女人”

新京報：你的很多書裡的主人公都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她們一派天真，對這個世界理解的都是美好，但是之后她們不得不長大，再去面對許多不美好。

勒克萊齊奧：小說當然和現實結合在一起，我寫這樣的主人公，一部分原因是我女兒的成長給了我靈感，我有兩個女兒，她們成長要面對的東西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學業、第二是前程、第三是感情生活，總結起來就是，情感生活、精神生活和職業生活，具備這三者很不容易，所以我們要特別關注她們的成長。

新京報：《流浪的星星》裡的主人公艾斯苔爾17歲時不得不離開她的家鄉，她說，“我討厭旅行，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喜歡坐火車、坐船，我寧願永遠呆在這裡，看鳥、看星星，做夢。”但是這本書裡的每一章開頭，都是她不斷地從一個地方離開。

勒克萊齊奧：這個並不矛盾，一個人有的時候為了有一個安靜的生活，看鳥、看花，不得不離開。戰爭期間首先受害的是女人，戰火蔓延，她們要逃難，要離開家鄉，你不得不做這個，這些跟我個人經歷有關系。戰爭爆發時，我媽媽帶著我一歲的哥哥和才剛剛出生的我逃難，我是英國籍，當時在法國如果被抓到是要投到集中營的。我媽媽逃難過程裡常常躲起來，每天早上在鄉村的田間向人家要飯，來養活我們。在戰爭裡真正拼命的是女人，她們還要養活孩子，我父親當時在非洲，反而沒有經歷這樣的生活。艾斯苔爾17歲，這個年齡是幻想的年齡、是尋找心愛的小伙子的年齡，但是小說裡她又不能。

新京報：而且她還要面對種族歧視。

勒克萊齊奧：你說得很對。

“太陽並不是照在每個人身上”

新京報：這本書裡你重復了多次這樣一句話——“太陽是照耀在每個人身上的。”這是什麼用意？

勒克萊齊奧：這和當時一些歷史有關，我查了一些資料，還有當時的報紙。當時以色列國成立，阿拉伯人不得不離開。有個老人就說：“我為什麼要離開這裡呢？太陽照耀在所有人的身上。”實際上我是反過來去說，太陽並不是照在每個人身上。

新京報：《沙漠》裡的主人公拉拉也是不得不流浪的女孩，她會躺在沙漠裡看著天空，覺得星星在高點移動，慌忙四走，很像人們在逃跑。

勒克萊齊奧：沙漠更是這種景象，《流浪的星星》不光是個書名，也是秘魯的一首民間歌曲，歌曲裡就說，因為要打仗，人就像流星，沒有一個安定居所。這種情況對沙漠裡的人更是如此。特別是拉拉，看到天空，看到流星，想到自己的狀況，永遠沒有定所的人實際上一直在尋找。這種狀態可能每個人不一樣，但是尋找家的感覺每個人都會有。我的家庭也是這樣，我由於戰爭、經濟狀況，不斷離開家，在法國時找父親都找不到。我的夫人吉米婭是摩洛哥人，是沙漠的女兒。我們不得不經常出發，去尋找我們自己的家。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在尋找一個家。

新京報：你不覺得，你在哪兒，家就在哪兒嗎？

勒克萊齊奧：確實，就像英語裡說的，“你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但是你得考慮到我們的遭遇造成我們幾乎沒有故鄉，再也回不去了。戰爭對人的影響，我要在小說裡寫出來。

“就是現在，我要關注的還是這些邊緣的人。”

新京報：《沙漠》裡有個男孩叫拉弟茨，他是一個小偷，被迫的，但是他一點都不覺得當小偷是不對的，他還讓拉拉加入他們。他不得不過這樣的生活，他也接受這種生活，這也是戰爭中對孩子的傷害嗎？

勒克萊齊奧：小說有時描寫的現實生活，就是現在，我要關注的還是這樣的孩子，邊緣的人，沒有融入社會的人，沒有機會上學的人。在法國有這麼一些孩子，從羅馬尼亞過來，不能融入社會，他們本身不惡，對他們我很同情，也關注他們。薩科齊當總統時，把這些孩子集中，再遣送回國，這真是法國的恥辱！這些孩子已經在他們的國家沒有家了，被父母和社會拋棄了！我希望新一屆法國政府能夠關心這些孩子。

新京報：這是個題外話，我記得薩科齊對文學也很不屑？

勒克萊齊奧：是的，他確實這樣，但他那屆政府也是有責任的。

新京報：你有個短篇《三個冒險家》，講了三個女孩的故事，故事最后，你說讓你最感動的是最后一個叫阿裡斯的女孩的故事。但是第二個女孩羅莎，才是幫助這些沒有家的孩子的人，為什麼你最感動的是阿裡斯？

勒克萊齊奧：你讀得很細，這三個故事實際上都是有原型的，她們有的已經離開了我們。這三個人我都喜歡，但是讓我感動的是阿裡斯，這是我的姑姑，是我父親的同胞姐妹，她當時在毛裡求斯出生，我特別喜歡她。人有兩種，有的是行動派，有的是思考派，我的姑姑是后者。我小時候她經常鼓勵我寫作，她自己也寫作。去年我的新作《腳的故事》發表，在其中一篇短篇小說裡，我把我姑姑的小說片段嵌了進去。她的思考一直打動著我，對我影響非常大。她生活貧窮，沒有錢，終身未嫁，但是她充滿愛、也充滿幽默。家裡的人曾經湊錢給她寄過去，她用了一部分，用其余的錢買了一個中國的雕像。家裡人問她“你買這個做什麼？”她說，“至少讓我家裡有一樣美的東西啊！”

“作家應該試圖挑戰新的東西”

新京報：阿爾塔尼，就是那個和拉拉在一起了一段時間的男孩，他不會說話，但是他和拉拉交流又是沒有問題的。你怎麼看語言在生活裡的作用？作為作家你又離不開語言，語言是一種必要的存在嗎？

勒克萊齊奧：這個問題非常好，語言當然在交流中是必然的存在，但是人的交流不僅僅靠語言。人除了語言，還有情感、本能的表達。通過其他方式表達，可能有時候不像語言那麼理性。但是如果說到文學，文學一方面使用語言，另一方面企圖把人類感情中本能的、情感的東西在字裡行間表達出來，比如韻律、節奏等，作家就是試圖做這樣的努力。

新京報：你的語言很有詩性，但是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說詩是“前語言”，就是語言產生前的語言。所以當我們把文字寫下來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對語言是一種限制了？

勒克萊齊奧：我最近在寫一部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傻孩子，這個孩子因為智商很低，他所使用的語言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作為一個作家，要試圖把這個孩子的語言和他感知的世界寫出來本身就是挑戰。對現有語言系統，要怎麼超越？我們用同樣的字肯定要賦予新的意思。這個智障的孩子不知道什麼是貴什麼是便宜，也沒有暴力非暴力的概念，我對這個非常感興趣，我想進入他的世界。作家應該試圖挑戰新的東西。

“一個老人能相信年輕人，說明他還沒有老”

新京報：拉拉特別喜歡蒼蠅，你也喜歡蒼蠅和黃蜂嗎？

勒克萊齊奧：你這個天真的問題，像拉拉一樣本身天真。拉拉對任何生命都感到好奇，她看到的所有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力，她都覺得驚喜。

新京報：你很珍惜孩子童真的部分，但是很多人長大之后這個童真就沒了，眼白從藍色變成渾濁的黃色，面對這種失去，你會不會難過？

勒克萊齊奧：對我來說，就是在寫作體現。保持童真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人沒有童真，覺得自己是過來人了，反正自己寫了也沒有人聽，那就沒有寫作激情了。作家如果想要保持好奇心和激情，那保持童真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別喜歡老舍，他首先很誠懇，他不能為自己是誰而請求“原諒”，但他會祝年輕人好運，讓他們繼續往前走。

新京報：但是他都沒有足夠堅強到能活下去，是不是也挺脆弱的？

勒克萊齊奧：確實是的，人很脆弱。但他又是很堅強的，他心裡依然存在希望，一個老人能相信年輕人，說明他還沒有老。人成長過程中理解成人世界是很難的，但童真世界給了我啟示，孩子們善於笑，善於尋找樂趣，人就是在這個過程裡不斷長大。

“關注底層人群，是文學的使命之一”

新京報：我知道你很喜歡普魯斯特的那句話——沒有想象，隻有記憶。可以把你的所有作品看成是你的記憶之樹嗎？

勒克萊齊奧：這個比喻太美了，我很認同，你想想，我們的創作就是記憶之樹，第一是記憶要有根，第二不僅僅是根，還要生長，生長了新的枝葉，就是新的東西。在記憶的根上，從創作上尋找新的不同，這就是創作。

新京報：你希望自己更多關注底層人群，但是可能這些人並不會讀你的書，你怎麼看文學的現實意義？

勒克萊齊奧：你說的是實際情況，但是並不意味這樣我們就不去關注他們。他們並不是不想讀，是因為接觸文化需要有時間，要有經費。就像我的國家毛裡求斯，到現在為止還有30%的人不識字，我們買了活動圖書室，買一些書，免費讓他們讀書，學寫字。這是受過教育和有文化的人的使命。

新京報：這真的很了不起！

勒克萊齊奧：我們還在助學，比如我們在毛裡求斯認識一家漁民，父親的身體不好，家裡生活很困難，有個9歲的女孩叫瓦內莎，特別聰明，我們就想辦法幫助她上學。但我們也並不是說要像烏托邦那樣，而是從小事做起，讓大家得到教育、有文化，那就很好。我們還買了大的集裝箱，改造以后放在居民區，孩子們可以把書放在裡面，他們有了安靜的看書環境。如果有一天你到了毛裡求斯，你一定會遇見瓦內莎，一定能看到她的學習在不斷進步！（記者 姜妍  感謝南大許鈞教授現場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