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樣 趙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樣。我和老伴（張允和）到趙元任家去，他夫人寫了一本書，是講中國人怎麼做中國菜。我去的時候，與趙元任要談語文學，他的夫人就插進來，談中國菜。我后來在北大上課，出版了一本書《漢字改革概論》，趙元任看了以后，在美國寫信給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他這封信四年后才給我。其實，這封信全是語文問題。
到了50年代，我們要重新設計拼音方案，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的拼音方案就參考了國語羅馬字制訂漢語拼音方案。
前兩代人的思想當然也影響到了我們第三代。黎錦熙當然是第一個，但他的學術思想太早了，畢竟舊了點。而趙元任比較新，完全符合當時的要求，從學術角度講很好，可推廣發生了困難。什麼道理呢，太復雜了。群眾不能接受，外國人也學不好。我的語言思想受趙元任書的影響很深，雖然我不是他的學生。后來我努力在他們的基礎上再走一步。
漢語拼音文字方案
我從1955開始，就完全跟經濟學脫離了關系，因為語言學是個很復雜的東西，許多東西普通人不能理解，要用全部力量，才能搞出一點工作。
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制定具體工作由三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
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情。
我們三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
我提出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麼不同的對立思想，隻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也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干三年。我今天回想：這三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麼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就很麻煩了。
沈從文反對 傅漢思贊成
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通過以后，還是有爭議。沈從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張家的二女兒，張允和。他娶了三妹張兆和。
沈從文搞文學，要發展形象思維，我搞學術，要發展邏輯思維。在這上面我們是兩條路。但我跟他很親近。他一開始非常反對拼音，不贊成我搞拼音，說中文怎麼能用拼音來寫呢，中文應該一個個字寫出來的。用外國字來幫助拼音，那是中國人寫外國字。不過后來我用具體事例說服了他，讓他知道我們要搞中國語言文字現代化。當時我帶他在打字機上做實驗。用打字機，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來了。沈從文看了以后，覺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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