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倪海曙在上海搞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這個運動影響很大。因為語文的事情一向是高層的，而倪海曙把它帶到群眾裡面去，帶到工人裡面、農民裡面，廣大的勞動群眾也參加語文運動。
受邀參加第一次文字改革會議 我1955年受邀參加第一次文字改革會議，並留在北京搞拼音方案，主要有一個原因。一是我參加了當時的語文左翼運動，在《語文》上發表了文章，同時還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另外，就是在復旦校長陳望道的鼓勵下也出了書。
瞿秋白認為中國的拼音文字要根據方言來定，中國就要定許多種方言拼音文字。所以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不是一種國語運動，而是很多種方言。我的看法跟他們不一樣，我覺得當時國語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對方言要寫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國語上面。這是一點。還有許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諸如此類，陳望道對我提的意見非常感興趣。他說你這些東西跟他們想法不一樣，很好，你把它收集起來，出一本小書。
我就根據他的意見，出了一本小書《中國拼音文字研究》，那本書也是很幼稚的，是關於拉丁化的一些文章。
現在看來都不好意思了，沒有陳望道鼓勵我就不會出版了。我想就是因為這些，盡管我學的是經濟，在國外工作是在銀行，回國后在復旦大學也教經濟學，但還是受邀參加了文字改革會議。
兩代人設計拼音方案的努力
1955年以后，中國重視語文、重視文字改革工作，我就得到一個機會，可以發揮這方面的研究，把業余的興趣變成主要的工作。這是很大一個轉變。
1955年新成立一個機構，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下面有兩個研究室。一個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問題。第二研究室是漢字問題。領導認為我在漢語拼音方案方面過去發表過一些東西，另外我的主張還是有點道理吧，就讓我主持第一研究室。這兩個研究室是做具體工作的，下面還有小委員會。一個是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我也是委員。拼音方案委員會中，有文改會的人，也有外面的人來開會討論。第一研究室的中心問題是要設計拼音方案。
事實上，拼音方案在我們重新設計之前已經有過兩代人的努力。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年，當時的政府就開始制訂注音字母方案，這是中國語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這些工作是黎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趙元任更早的一批。
到了趙元任，是第二代了，他們制訂國語羅馬字，就不用中國漢字方式的符號，而用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和我是老鄉，比我大，高了幾級，最初都沒有交往。后來我到美國工作，趙元任正好在那兒讀書。我常去看他，兩家交往多了，我們就開始討論語文問題，我就請教他。一直到趙元任去世前，他還寫信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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