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國民教育是崇高教育

據《文匯報》10月17日評論：

“洗腦”一詞在東西冷戰早期被西方反共國家渲染得神乎其技，用腦震盪或高深度心理震撼或可令人有短期迴避或抗拒某種記憶的洗腦效果，但以“洗腦”抹殺國民教育未免太夸大了。家庭長輩同儕把社會種種價值觀與道德文化行為傳承個人，是社會心理學中有關人的“社會化”行為的課題﹔近代國家主義所以興起，正因各地域的人群有需要建國來維護群體的生存與發展的利害關系。國家對個人與群體那麼重要，有關國家的教育就不可能是廢物，一般國家的國民教育都以“向善向上”的方針施教國民，為的是教人為國為民為人類擁有偉大懷抱。

如果感覺“課程”編得不夠理想，甚至感到很差，解決辦法便是將“課程”加以改善，沒理由因為“課程”編得不好而連帶將教育廢掉的。對待“國民教育”科也該如是，如果是因為對課程及教材有意見，想法爭取改善便是，否則，因對課程存有看法，索性連國民“教育”也不要。這就說不過去。

把“國民教育”看得那麼要不得，用一句“洗腦”來加以抹殺，未免太武斷。何況“洗腦”，未免太夸大了，把其當作文學去形容一個人對事物的觀感改變，把整個腦都洗刷掉了，再沒原有的記憶，如此文學描寫，倒也很形象。可是文學的描述可以“天馬行空”，任君為所欲為，現實做不做到？可就全然另一回事了。

“社會化”不是“洗腦”

“洗腦”一詞在東西冷戰早期被西方反共國家渲染得神乎其技，最先西方歸咎蘇聯紅色革命在於其用極端的精神震撼心理的方法，把蘇俄人民對沙皇政權徹底改觀，由愛變為恨，因此才令到蘇俄人民展開瘋狂性的暴力革命，之所以會如此態度劇變皆因被“洗腦”也﹔至於如何洗，有什麼科學技術，一概欠奉。為了防止蘇共反帝反資本主義革命傳向西方，“洗腦”宣傳也就甚囂塵上。在戰場上，一旦有西方軍人被俘而上電視為紅色革命仗義執言，“洗腦”之說更是神奇，幾乎到了換腦不換人的神技。這種宣傳，荷裡活電影可任由分說，在腦上去做手術換上另一套記憶，科學辦不到。用腦震盪辦法或用高深度心理震撼可以使人迴避或抗拒某種記憶，轉而傾向另一種記憶，個案可以，但也隻能有短期效果，集體大批一次過被“洗腦”，辦不到。至於搞群眾運動去統一政治行為，那是“群眾心理”的領域議題，不是“洗腦”。因為一旦“群眾”散去，個人又會回復其一般心理行為（即不會像他在群眾中那樣亢奮叫口號喊反對叫打倒）。

學術上，社會心理學有“社會化”行為的研究，說的是一個人從小在家庭長輩同儕之間受到口語與行為的影響，令到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將社會種種價值觀與道德文化行為傳授過來，這個過程叫“社會化”，不叫“洗腦”，很多個人的成長都是因為“社會化”的結果。這個社會之外的外人，如果不想他們的子女在這個社會被“社會化”，想把子女隔於這個社會大環境自行家教來抗拒包圍這個家庭的大社會，不但事倍功半，更大的機會是把孩子置於困境，要麼走上“反社會”行為，要麼成為家庭的叛逆。

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養成了“社會”行為，那是很正面的事。同樣，個人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也會養成“政治”行為，也是很正面的事。古希臘政治哲學家阿裡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Man is a political animal)，說明了人因政治而結群，脫離了這個政治人群，人不可能生存，國家的本質就是這個政治人群結構體，“政治”一詞用孫中山先生的定義就是：眾人的事。眾人之在一起互動而產生不少事（或問題）而產生政治。因為群需要個人合群而不離群，便需要有被群認受的共通行為，即使是存異，主流也要求同，否則會分裂而潰不成體，近代國家主義之所以興起，正因各地域的人群有需要建國來維護群體的生存與發展的利害關系。有了國家也就有“國民教育”，國家對個人與群體那麼重要，有關國家的教育，也就不可能是廢物。

取材正面培養為國為民情操

事實上，一般國家的國民教育。都以“向善向上”的教育方針向國民施教。所用的教材多從這個國家的民族偉大人物、偉大工程、壯烈史實、美麗山河、傳世詩文等等去取材。這些教材不但不能被視為“老土”或“洗腦”，反而是教人為國為民為人類培養偉大懷抱。正是因為教人為公，所以才能以公義為准繩去判別是與非，揚棄自私自利。好與壞在高尚情操的國民教育中，一切都會判然若揭，毫不渾噩。所謂：民族大義，大是大非是也。

中國歷代累積下來的愛國愛民的教材，隨手拈來，計不勝計，最被稱頌的有屈原、岳飛與文天祥。三人的政治大是大非，釋然於懷，政治獻身更是義無反顧，文才也貫日月，屈原的《離騷》，太史公司馬遷給他的評價是：“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岳飛背上被母親紋上“精忠報國”，可見從小家教也以國為重，他填的詞《滿江紅》更是道盡愛國情懷（當時宋朝被北方遼國攻破，人民流離失所，紛紛南遷逃亡），一句：“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真是道盡了悲壯的愛國心。說到文天祥，他的《正氣歌》是在敵人的牢籠下嘔心瀝血之作，文中句句正氣凜然，如：“天地有正氣，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屈原千年來人民以“端午節”來紀念他，岳飛在西湖的“岳王廟”還有兩個銅人標志秦檜和其太太跪向岳王墓，憑弔者多向秦氏夫婦吐口水。文天祥在民間供奉的廟不計其數，新界的新田村便矗立一座高達五米的文天祥紀念碑與石像。

除了用歷史人物取材外，採用偉大工程來標榜民族偉績的教材也很常見，例如萬裡長城與都江堰。採用壯麗河山的更普遍，如泰山、黃河、長江。這些國民教材並不因為國家改朝換代而有所遜色，也因此啟發了歷代不少杰出政治領袖，國家英明領導人才。

總之，國民教育可以是極具高格調的，不同政見互相詆毀，不相為謀，可以理解，也是民主可行之道，但因為政見相左而至反政府竟然反到國家身上，連帶國民教育也排斥，那就難以理喻了！（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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