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真實的"拆彈部隊":同炸彈"鼻尖對鼻尖"

《漫長之路：一個關於戰爭和戰后生活的故事》（The Long Walk: A Story of War and the Life That Follows），雙日出版社2012年7月，240頁。

關於作者：布萊恩·卡斯特尼爾，1999年至2007年任美軍爆炸物處置部隊軍官，曾被派往伊拉克指揮拆彈部隊。退役后，他以民間承包商身份為軍方提供咨詢和技術培訓。

盡管隨時可能粉身碎骨，拆彈部隊的詞典中沒有“退縮”這個字眼。從二戰時的倫敦到21世紀的伊拉克，他們是智勇兼備的精英，承受著遠超普通軍人的磨難。

1940年，倫敦，英國陸軍工兵拆彈部隊的特倫斯·史蒂文森上尉擠出人群、越過封鎖線，准備拆除廢墟中的一枚定時炸彈。幾英尺外，一位在先前轟炸中受傷的小伙子動彈不得，他隻好安慰嚇壞了的后者，說只是要取走炸彈的“扁桃體”，所以“不能亂說話”。史蒂文森每前進一步，都會通過麥克風與隊友聯系，他們在安全區緊張地注視著一切。

“先生，”小伙子不解地發問，“你在跟誰說話呢？”

“跟我的朋友們，”史蒂文森輕鬆的語氣中隱藏著冷靜，“告訴他們我在做什麼。如果我干了什麼蠢事，他們就可以教訓我的接班人，那個倒霉蛋究竟哪裡做錯了。”

這是米高梅電影公司鏡頭下的一個經典場景。最終，史蒂文森有驚無險地拆掉了炸彈，還在彈殼上漫不經心地吻了一下。《塔爾圖歷險記》（1943）由此獲得票房開門紅。

當時，英國拆彈部隊士兵參戰后的平均壽命為10個禮拜。因拆彈失敗而被炸得粉身碎骨屬於常態。然而，沒有誰因畏懼而退縮。“這是英雄的時代，是將個人勇氣體現得淋漓盡致的時代，”一位軍史專家斷言，“在這個階段，由於任務的緊迫性和缺乏知識儲備與優良裝備，不可思議的冒險成為必須，為的只是讓更多無辜者逃脫死神。”

同炸彈“鼻尖對鼻尖”

布萊恩·卡斯特尼爾在其《漫長之路》一書中解釋說，對於21世紀的拆彈專家們而言，類似的評價不顯得過時，“許多時候，他們覺得自己就是歷史的支點。”卡尼斯特爾的感悟來自伊拉克戰爭，那也是他自己的戰爭。

卡斯特尼爾認為，在倫敦大轟炸期間，拆彈專家的智謀“最終改變了戰爭的方向。”相比之下，在伊拉克，“我們尚未開始就差不多失敗了——進軍巴格達途中，美軍忘記了摧毀眾多毫無防守的軍械庫，結果讓那些軍火被反美武裝分子掠走並重新投入使用，埋藏在路邊，讓卡斯特尼爾和爆炸物處置部隊的兄弟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生死考驗。

二戰時期的前輩們很少接受長期系統訓練，手頭隻有簡陋的鐵錘、鑿子和滑輪組，今天的拆彈部隊已配備遙控機器人，最大限度地減少與炸彈的直接接觸。的確需要真人親自出場時，卡斯特尼爾們會穿上80磅重的鎧甲：“誰都不敢輕鬆地走過這條漫長的路。隻有各種選擇都行不通了，隻有機器人失敗了才會……這是最后的選擇，一直都是。”

佛羅裡達州艾格林空軍基地，有一所戰地爆炸物處置學校，在那裡經過高度仿真的嚴酷訓練后，過關者才會被授予“爆炸物處置部隊”徽章。與冷酷無情的炸彈“鼻尖對鼻尖”的對決，是對勇氣和智慧的終極挑戰，也是團隊精神閃光的舞台，其中充滿懸念和出人意料的可能性，很受作家和電影人喜愛，影片《拆彈部隊》獲獎顯得理所當然。

血與火的記憶無法背叛

然而，正如卡斯特尼爾回憶錄的副題《一個關於戰爭和戰后生活的故事》所暗示，成功拆除一枚炸彈往往只是故事的序章。在用引人入勝的語言詳細描述拆彈任務巨大危險性的同時，他也展現了爆炸物處置部隊在炸彈不幸引爆后從事的工作，花費的時間與防止爆炸所耗費的幾乎相同。許多時候，他們的努力顯得勞而無功，這些努力大多發生在人間地獄般的襲擊現場：“燃燒的汽車零部件……剎車油、支離破碎的手指、軸承、衣物碎片……苦苦尋找生命跡象。”

對於喜歡當代戰爭文學的讀者而言，本書不嚴格遵循時間順序的風格並未構成太大障礙。作者的核心思想很明確：拆彈部隊生存的秘訣，就是把一切狀況設想成最糟。

但是，到了和平時期，這種過度的警惕心和危機意識就轉化成了沉重的負擔，這在卡斯特尼爾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回到故鄉，他依然感受到敵人虎視眈眈，妄想剛出生的兒子會慘遭殺害，整夜整夜地守在屋門外：“我坐在樓梯頂部，手持來復槍，在黑暗中等待。”這支來復槍總是打開保險，和在伊拉克時別無二致。“我處在危險中，我是孤獨的，被外界孤立、包圍和窒息。如果有必要，我會毫不猶豫的殺出血路……緊緊抓住來復槍，它就在我的肩膀上……當右手握住熟悉的槍柄時……狂亂的心情才能稍微平復。”

在家人悉心撫慰下，卡斯特尼爾的焦慮慢慢消散了。不過，要徹底背叛有關戰爭的記憶，仍然是一個不太可能成真的、尚未寫就的故事。事實上，卡斯特尼爾用了很大的勇氣才敢面對那段記憶，就如同他無數次在任務現場，面對帶電的炸彈保險絲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