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簡字並非兩岸語文鴻溝

《兩岸常用詞典》最近在台北和北京出版發行了，這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

 

在2009年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兩岸學者達成“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的共識。翌年，大陸和台灣分別成立的編輯部，本著互相尊重、平等合作的精神，積極推動、密切配合，隻用了兩年的時間，就編成了這部200多萬字的大書。

 

漢語漢字全球使用廣泛

 

世界1/4的人使用同樣的語言——漢語，沿用4000年前傳下來的文字——漢字，這是當今世界語文生活中的奇跡。如果把“文緣”加以分解，處在文學、文藝、文明、文化（包括習俗）之間的核心地位的，就是“語言文字”。世界華人的民族認同感首先就來自強有力的中華語文。語文是意識的外形，文學的第一要素，文明演進的動力，各種文化的載體。有了共同的語文，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就會有許多共同的觀念、情趣和相近的行為習慣。

 

然而兩岸之間畢竟經歷過百年隔絕，語言尤其是詞匯，總是隨著社會生活而不斷變化，兩岸人民交往深入了，詞匯上的差異就會逐步顯示出來。如果說，“旅游—觀光、方便面—速食面、知識產權—智慧產權、軟件—軟體、志願者—志工”等不同說法還比較好理解，不必太多猜測，“家庭旅館—民宿、桑拿浴—三溫暖、優盤—隨身碟、橙子—柳丁、獼猴桃—奇異果、渠道—管道”的差異就難免有些費解﹔台灣的“窩心（舒心）、草莓族（一種隻圖享受的年輕人）、龜毛（拘謹）、三不五時（不時）”，大陸的“貓膩、離休、給力、雷人”等詞彼此就難以理解，有的還可能造成誤會。為了利於兩岸語言的溝通，把這些不同的語詞編成詞典加以整合梳理確是當務之急。

 

簡化字演變是歷史規律

 

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使用著不同形體的漢字。《兩岸常用詞典》的詞條都採取繁簡對照，這就使讀者在了解兩岸詞匯差異的同時，也能得到“由簡識繁”和“由繁識簡”的訓練。使用繁簡字其實並非兩岸語文的鴻溝。簡化是漢字演變的歷史規律。1930年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就收了俗字1600個，大多是數百年間積累的簡體字﹔1935年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譜》收字2400個，同年國民政府從中選出324個作為《第一批簡體字表》公布。大陸現行的簡化字總數是2235個，扣除“偏旁類推”，隻有515個。有許多簡體字，包括“台灣”二字以及兼作偏旁簡化的“門、言、頁、絲、魚、會、龍、虫”等早已在台灣通行。事實上，隨著往來的頻繁和中文書籍的交流，近年來不少台灣朋友已經認識了很多簡體字，文化程度較高的大陸人也早已通過讀古書認識了繁體字。其實，兩岸之間的“繁簡對立”不必夸大。

 

語言文字是一種歷史形成的社會習慣，是千家萬戶男女老少須臾不能離開的。對待語文上的差異，應該提倡相互尊重，多理解、尚寬容。大陸地區已經有十幾億人用慣了簡化字，要求他們重新改學繁體，怕是不合情理，也難以辦到﹔習慣了繁體的台灣，自可聽任其便，逐步多認些簡體字更好。台灣有八成的閩南人，把一些閩南話搬進國語，如土豆（馬鈴薯）、歹命（命運不好）、鐵齒（嘴硬，固執）、菜頭（蘿卜）、有夠（非常），正像大陸普通話吸收了許多官話方言（甩、帥、搞、忽悠），這都是正常現象。漢字選擇了重表意、輕表音的體制，使之具備了可以標記古今通語、南北方言，甚至兼容中外語言的神力。

 

兩岸合作研究大勢所趨

 

漢語和漢字相結合之后形成了鮮明個性，甚至有點特立獨行。“隸變”之后，2000年間字形基本不變﹔單音詞為核心、雙音詞為基礎，多用語素合成詞語，少用語綴派生﹔多用虛詞連語造句，少有形態變化﹔根據語用、修辭的需要可以調整語法規則﹔文言白話、通語方言可以兼收並蓄，卻不太喜歡輕易借用外族語詞和句法。

 

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就沒留下幾個日語詞，“料理、便當、宅急便”和早期的“政治、經濟、法律”一樣都是“漢譯詞”。用慣漢語漢字的華人，也養成了漢語漢字這種“內外有別”的個性：對外“和而不同”﹔對內“求同存異、聚同化異、以同通異、異中求同”。早在1923年，西方的漢學家高本漢在談到漢語和漢字、文言和俗語時就說過：“中國人要感謝這種很精巧的工具，不但可以不顧方言上的一切分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中國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統一，大部分也不得不歸功於這種文言的統一勢力”。真是“旁觀者清”啊。

 

近百年來，漢語漢字的研究在海峽兩岸逐漸深入，也有所交流，但大多是分頭進行的，《兩岸常用詞典》是兩岸學者聯合編寫的第一個成果。與此同時，《中華科學技術大辭典》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編寫之中。有了這兩部書的良好開端，可以預料，很快就會有更多的收獲。

 

（作者系著名語言學家、廈門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2年09月10日   第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