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不是同性恋者【5】

四 以宋玉的为人推定屈原的为人的荒唐逻辑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三疑是：“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份。从《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里孙先生证明了宋玉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说的一句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将后出世的宋玉的为人推定为故去的屈原的为人，其荒唐之处有两处。

一是，这个孙次舟对《史记·屈原传》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为何偏偏不否认这一句话而把它当作真实来说事呢？可见孙次舟在文史研究中的严重唯心唯我偏向——唯我所用的拾之，不为我所用的则弃之。

二是，以师从某人辞令的后人的职业和品行推定其师的职业和品行，无异于以子女的良莠推定其母的良莠。俗话说，一娘生五子，五子各不同。究竟以哪个为标准来推定他们的母亲呢？还有一个古往今来的常见现象——师从孔门的许多儒生干起了男盗女娼的勾当。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定孔子本人也干的是盗淫的勾当！

再说，即使可以按照孙次舟的这个逻辑进行推定。你孙次舟对宋玉所作的评价又是怎么来的呢？你的“史源”在哪里？就凭他写的这三篇赋！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三篇文学作品吗？作为一位历史教授，连司马迁的《史记》也不相信，却将宋玉的三篇文学作品等同于史书，你自己说说，荒唐不荒唐！

譬如这篇《登徒子好色赋》，即使真是宋玉本人写的一篇记叙文，也是面对登徒子攻讦他“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而作出的一番自辩，哪有半点陪着楚王说笑“并且态度很不庄重的影子”！

至于《高唐赋》和《神女赋》，则可以肯定是两篇浪漫色彩十分浓重的文学作品，“巫山云雨”只是一个传说的神话故事，宋玉陪楚王出游之说很可能只是文章的一个起兴而已。怎么可以推定出宋玉是态度很不庄重地有陪着楚王说说笑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