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不是同性恋者【2】

二 闻一多认为《史记·屈原传》是基本可信的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一疑是：“《史记》不可靠。司马迁作《屈原传》只凭传说，并没有“史源”，所以那里所载的屈原事迹都不可靠。”（闻一多《屈原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教授，我们不知孙先生是凭什么提出这个“疑”的。你凭什么认定司马迁编写《史记》没有史源？在那种“用字如金”的竹简文化时代，我们有理由要求司马迁把他书写的每一件史料必须像今天的我们作论文一样，都要引注出史源来吗！要是我们可以用如此的苛刻要求古代史家，那么，古代史的绝大部份必定都要列于被否定之列！再说，司马迁呕心沥血编写《史记》的严肃认真精神也是不容置疑的。譬如他写《淮阴侯列传》时亲自到韩信家乡实地采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天知道司马迁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采访。可见他在《史记》中的叙事作评是何等的一丝不苟。

正因为如此，所以，闻一多对孙次舟全般否认《史记·屈原传》是这样予以回驳的。他说：

“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史记·屈原传》未必全都可靠，正如《史记》的其他部分一样，但那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孙先生说它没有‘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你不能从字面上读历史《史记·屈原传》尽管是一笔糊涂账，可是往往是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来。从来“内廷”和“外廷”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文疆志……娴于辞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那年头谁有活动的能力，便不愁没有活动的机会。讲到身份，苏秦、张仪也够卑贱的，然而不妨碍他们致身卿相，然则在另一个属性上身份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闻一多《屈原问题》）

闻一多虽然认为《史记·屈原传》“未必全都可靠”，但是，却用“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来”对《史记·屈原传》作了基本的肯定。对于《史记·屈原传》所叙屈原的政治生活以及任职三闾大夫和左徒则表示了深信不疑。这样一来，屈原的伟大爱国诗人形象就是不容置疑的了。因为《屈原传》是一篇大歌大颂屈原忠君爱国品德的人物传记。基于对《屈原传》的信任，闻一多在他的《屈原问题》也对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沈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沈，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