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越活越激进

“我曾在许多的夜晚失眠，倒在城市梦幻的空间，倒在自我虚设的洞里，倒在疯狂的边缘失眠……”1997年，当摇滚歌手汪峰率领他的“鲍家街43号”乐队唱出《晚安北京》时，许多和他同时代，处在变革期，内心充满困惑、愤怒和向往的年轻人，都在歌里找到了共鸣。

生于1971年的汪峰，身上一直有着典型的“70后”标签——“愤青”。他的音乐、表达，似乎总能让人们从中找到生活的影子，找到那个时代的印痕，找到内心隐藏的情怀。

当年那个长发飘扬的摇滚青年，如今已剪去长发。靠在一家咖啡厅的沙发上，汪峰仰望天花板，闭目深思。回想自己的20岁到40岁，汪峰感慨道：“20岁的时候，什么烟都抽；30岁，只抽别人认为好的烟；到了40岁，就只抽自己认为好的烟……这就是我的变化。”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他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着他近10年来的音乐之路，也试图以此寻找“70后”这一代人的心理烙印。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汪峰作品《飞得更高》）

2004年，汪峰的歌曲《飞得更高》，让大众听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心声，而不再是刚出道时，那个一无所有、呐喊的“愤青”。汪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对世界的表述可以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只有最质朴的东西，才最深入骨髓。

环球人物杂志：《飞得更高》激励了很多人，当时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很意气风发吗？

汪峰：我从来没有想过创作是为了激励别人，这些歌都是给自己写的，激励自己会更好。任何一个好作品的创作初衷，不能有很强的目的性、功利性，否则写不出好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迈过了而立之年，但还没有成家，感情也不稳定。生活貌似平静，但其实也挺郁闷的。对于周边的环境和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依然觉得挺失望，各种情绪汇集，就写了这首歌。

环球人物杂志：歌词里说“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你“要的幸福”是什么？

汪峰：不同年龄理解的幸福是不一样的。20多岁时，有很多梦想，假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像崔健那样，我的歌能让别人跟着唱，很多人会因为我的歌受到启发，觉得震撼，那简直是太牛的一件事儿了。那时候没钱，也不会想到奔驰什么的。30岁，突然觉得幸福就是能有一个完整的家，事业也满意。而到了现在，当我从北京到洛杉矶，下了飞机抽根烟，这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了。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你30多岁，还觉得生活“锋利如刀”？

汪峰：是的。那时我感觉自己更有棱角了，比原来更成熟。

环球人物杂志：棱角指什么？

汪峰：就是态度更鲜明，更明确，不犹豫，更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我在事业上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对许多认定的事情比较坚持，但我不认为这是顽固。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70后”都觉得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你为什么相反？

汪峰：的确，7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承上启下。70年代以前的人，经历了历史的痛苦和沉重，我们只经历了一点点，而8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没有经历，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容易中庸。中庸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常态，但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就意味着灭亡。当时和我一起做摇滚的人，八九成都转了行，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他们忘记了生活本身最质朴的东西，自己给自己设了不该有的条条框框。如果中国很多创作者能突破自己在心态上的困境，好作品会比现在多得多。但我理解，在世俗生活当中，不被磨去棱角，就无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