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加藤嘉一見面，是在首都機場，身高1米85的他拖著一隻行李箱，疾步如風地向我走來。遞來的名片上隻有“加藤嘉一”4個豎排的宋體字，不帶任何頭銜。但記者的腦海中卻蹦出了若干個與這個名字相連的標簽：“著名青年時評家”、“21世紀日本遣唐使”、“‘80后’人氣偶像”、“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大學高級研究員”、“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沒錯，這些都是指加藤嘉一，這個坐在記者對面的年方27歲的日本青年。
在中國“走基層”
8年前，作為一名日本公派留學生，加藤嘉一從東京來到北京，當時正值非典高峰。一句中文都不會的他把“北京大學”4個字寫在紙上，交給出租車司機，就這樣開始了他的中國生活。
“我要感謝人民日報，他是我學中文的好老師。”加藤笑著沖記者眨眼，“剛來北大時，每天下午跟傳達室的大哥借人民日報，然后翻著字典，把報紙上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背下來。”
如今，加藤已經在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念完了本科和碩士，口語流利，可以用日、中、英三種語言擔任國際會議的同聲傳譯。但加藤的要求是不僅能說，還希望說出來的話有分量。“剛來就靠喝酒——干了！”加藤對記者做了個一飲而盡的動作，“就這樣來跟別人套近乎，打開話匣子。”“現在爭取到了一點話語權，就要幫老百姓說話。”
“老百姓”3個字從他口中說出來，並不令人覺得詫異。加藤在中國旅游時，發現一個旅游團時間安排不合理，游客根本來不及游玩，他義不容辭地給主管部門打電話。在南方的大學舉辦講座，加藤曾發自肺腑地對設宴款待他的無錫官員說：“無錫是一個很美的城市，交通狀況很好，不需要建地鐵。”也不管會不會鬧得滿席尷尬。加藤還去貴州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有些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著了，我就溜走了。我喜歡跟農民交談，中國現代化建設所依賴的正是這些農民。”
說到這裡，加藤睜大了眼睛：“我其實很想在中國當個村官，如果有這樣的實習或就業機會，我非常願意！”加藤稱自己是“貧二代、農三代”，因此一直對基層群體抱有極大的興趣和同情心。這無關國籍，而與他的“個人史”有關。
跑一場名為“人生”的馬拉鬆
1984年4月，加藤出生在日本靜岡縣的旅游勝地伊豆。3歲時曾遭遇車禍，昏迷了兩周才醒過來，恢復則花了半年。“也算曾命懸一線，所以現在對生死看得很淡。要把握當下，抓緊每時每刻去積累。”
加藤遺傳了當運動員的父親的體魄，上小學一年級時身高就有1米5，在合影照片裡總是最顯眼的那個。“因為個子高，所以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個不同的人，要做得跟別人不一樣，希望突出自己。有時別人說往東，我就偏向西，內心裡有種叛逆，甚至有時被看作‘異類’，我都已經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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