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谈农民犯罪: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 【2】

　记者：一个有价值的社科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呈现给大家应该是有难度的，您是如何入手构思这本书的理论框架的？

    陈里：这本书的理论构架是来自于生态经济学的一个模式。大家都知道，人类在生产生活中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一些污染，这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人类面对着这么一个高污染的生存环境，他要接受并且采取措施把它化解把它改造成人类适合居住的环境，这是生态反映学的压力模式，我借助这个模式引入到农民犯罪的研究。同时我还借助了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这个背景就是社会的矛盾和整个利益的分配，农民在生存的过程中和很多地方会有冲突、会有利益。

    引入了生态压力学的反映模式为理论的研究工具，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用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对我国现阶段农民犯罪所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构建犯罪的成本效益模型，大家都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有成本投入也有效益的收获，农民的犯罪是有投入和收获的，我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现象。通过构建成本效益模型剖析，农民犯罪有一个经济的决策过程，农民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有投入、有收益，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要算一笔账，用我们农民的话来说就是“划算不划算”，划算就做不划算就不做。

    我不同意农民生来是罪犯的说法，农民的犯罪是有经济利益做背景的，把农民的犯罪看做是农民在生活过程中有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在农民这里有了一个反映。我考察了经济压力与农民犯罪的关系后，我把它放在经济利益与农民犯罪的相关联的视角下进行。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农民的犯罪原因，有很多科学的依据和客观的依据。

    记者：在书中，您对农民工表现出特殊之情，您认为当前应帮助农民工做哪些工作？

    陈里：农民犯罪为什么不提农民工犯罪呢？我这本书“农民犯罪”的概念指的就是农村户口，现在可能在农村，也可能在城市。对农民工应该怎样对待？怎样才算正确地对待？我觉得农民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是我国城市里，特别是城镇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分布在我们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很难想象，有朝一日农民工一旦消失，我们的经济该如何发展，我们的城市该怎么运转。因此，农民工在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前，我们国家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期的关键时刻，关心、爱护、保护农民工，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的问题，化解引发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促进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名政法界的战士，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认为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在七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一定要解决好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的问题，由此引发的悲剧我们经常看到；第二，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第三，一定要做好农民工就业的服务和培训；第四，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第五，要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第六，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第七，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我们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到2020年将有三到四亿农民人口在城市。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身份，假如给了他们一个身份，这些人在城市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归属感，他们的父老乡亲在家乡也更加安稳和放心。记者 冀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