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沖繩的明朝移民【2】

    曾經顯赫的“久米三十六姓”

    惠隆之介認為，“久米三十六姓”實際是明朝在琉球留下的監控勢力，琉球史書中因此稱他們為“唐榮”，意思是“受到尊敬的中國人”。他在書中引用了末代琉球王尚泰的第四個兒子尚順對琉球王國時代春節祭禮的描述：國王對北京紫禁城的叩拜之禮完全按照中國禮儀進行，國王進入祭祀場地，被戴著紅黃兩色冠的久米士族環衛，在場地中央設有覆蓋黃綢的桌案，上面放置點燃沉香的香爐。此時，戴黃冠的久米士族，會不斷高呼“叩”，而國王即依言拜倒。

    因此，也有沖繩學者認為，“久米類似明朝殖民地”。不過，從歷史的記載來看，雖然久米是一個當時主要由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但對琉球王國而言，與其說它像一個殖民地，倒不如說更像一個宗主國的非正式軍事基地，只是這個軍事基地沒有對琉球作出威脅，相反，多次起到了保護者的作用。

    扼沖繩要害的久米島，成為琉球抵抗外來侵略的保護傘。據日本學者新井白石記載，1556年、1563年和1565年，依托南北炮台，以“久米三十六姓”為主力的守衛部隊曾三次打退日軍對琉球的進攻，最后一次還奪還了若干被俘的明朝百姓，受到明朝政府的表彰。1609年，3000名日軍攻打琉球，但不敢在南北炮台威脅下直接登陸首裡，而是採取了在沖繩島北部運天港登陸，隨后迂回的做法，才攻下了首裡城。“久米三十六姓”的代表、琉球三司官鄭迥戰死。琉球因此進入同時向中日兩國進貢的兩屬時代。可見，久米的中國人后裔，在協助琉球抵擋日本入侵的過程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久米三十六姓”有效地控制了琉球的教育，甚至連王室后代的教導，都是由“久米三十六姓”負責的。從1525年起，琉球國王每年派遣4名被稱作“官生”的公費留學生到北京國子監學禮，歸國后負責王室的禮儀訓練、道德教導等工作。這4名“官生”按慣例全部來自於“久米三十六姓”。1800年，琉球王尚溫試圖派兩名本地貴族子弟代替兩名久米子弟，消息傳出，久米人極為不滿，竟至爆發了一場政治危機，尚溫也在不久后神秘死去。

    作為琉球的朝官，“久米三十六姓”為琉球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例如蔡家的先祖蔡溫，是琉球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造就了琉球的小康社會。有趣的是，他建造這種小康社會的方法是在當地推行西周時期的井田制，這種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已難以實現的制度，居然在小國寡民的琉球良好地運行了起來。

    由此可見，在“久米三十六姓”這樣非政府力量的努力下，中國的制度、文化、技術等在琉球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以至於惠隆之介記載，二戰爆發后，部分沖繩縣出身的士兵被派到中國大陸作戰，由於看到中國的生活風俗與故鄉酷似，觸動同族感情，忍不住痛哭失聲。

    終成海外遺孤

    明代的琉球，正好是中、日、南洋之間海上貿易航線的中間站。控制了它，上可以為南洋航線的開辟做准備，下可以防止日本與明朝爭奪海外貿易權。這大概就是明政府在琉球投入如此精力的原因。在洪武和永樂年間，明朝的確是東亞海洋上的霸主，琉球作為重要的轉口貿易海港，通過“久米三十六姓”實現對其有力掌控，無疑是鞏固這一地位的重要一環。

    可惜，中國在東亞的制海權漸漸衰落。要知道雖然明朝在后期奉行鎖國政策，但其民間對海上貿易利益的追求從未停止。作為一名海盜，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可以與荷蘭、西班牙爭奪東南亞的貿易份額，顯示了明朝在海洋上的發展潛力。而到清朝，卻出現了“片板不得下海”的現象，在北洋艦隊出現前，中國徹底退出了東亞海洋，孤懸海外的琉球和“久米三十六姓”自然也無法發揮作用了。中國的藩屬國中，琉球第一個喪失主權，可看作是中國在19世紀中葉后，屢次遭到從海上入侵的一個縮影。

    1879年，在日本徹底吞並琉球之際，“久米三十六姓”作為中國在琉球的利益代表曾進行頑強的抗爭，並試圖通過獲得宗主國的支持保持琉球獨立。按曾擔任過琉球國王尚泰策士的喜舍場朝賢在《琉球見聞錄》一書中記載，琉球王國沒有軍隊，日軍進佔首裡城時無法抵抗，但“士族在各學校集合，締結團體，以等待清朝援兵相號召。士族各家皆激昂奮勵為誓，稱有接受日本命令和俸祿者皆殺，若在此難中死義，則按照誓約由各家出資予以撫恤。各士族皆在誓約書上按指紋以為聯署”。這裡所說的士族，其核心即“久米三十六姓”。林氏門人林世功作為琉球求救使節到達北京求援，因為清朝當時正忙於新疆平叛，無意幫助琉球，他竟憤而自殺。

    這年7月，蔡氏宗主蔡大鼎又親赴國內，面見李鴻章，請求支持。李鴻章對琉球的求援非常關注。當時正值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訪華，李鴻章與其商議，希望他能支持並幫助實現“琉球三分”的主張，即琉球群島北部的奄美群島屬日本，南部的八重山群島和宮古群島屬中國，沖繩本島仍歸琉球王國所屬。但日本拒絕讓琉球復國，談判陷入僵局，不了了之。

    “久米三十六姓”在琉球滅亡后仍未放棄其使命，被日本稱為“支那黨”，與支持日本的“日黨”，堅持獨立的“獨立黨”並為沖繩三大政治勢力。由於“支那黨”控制著沖繩的文化教育並有長期積累的威望，故此一度掌握著沖繩的民意。由於他們的努力，盡管1879年琉球即被日本吞並，但一直到甲午戰爭（1894年）之前，當地仍基本保持原狀。1894年7月，日本熊本師范學校組織約100名師生到沖繩“游歷”，據記載，他們入住的南陽館遍懸中國歷代冊封使留下的匾額，令日本師生如芒在背，深感當地人的疏離。

    隨著甲午戰爭戰敗，見復國無望，琉球王室、官屬等200余人陸續逃到中國。清政府為其在福州設立“琉球館”收容，以“脫琉人”相稱。這些人后來大多客死在中國，在福州至今留有他們的墓地，其形制皆為琉球傳統的“龜甲墓”。

    而留在沖繩的“久米三十六姓”后代，也被剝奪了世代相傳的俸祿，並遭到文化、政治多方面的壓迫，漸漸星散，移居那霸、宮古乃至夏威夷。當時達5000人的久米中國人后裔，今天留在原久米島地區的已經隻有極少數，大多已經不會講中文，並使用日本姓氏，但是，他們依然頑強地保持著祖先的傳統。並依靠“門中會”這一組織，維持管理和運營家族的共同財產，聯絡宗親情感，祭祀敬老，提供獎學助學金，編印家譜，與海外宗親會交流，安排清明掃墓等活動。據統計，由於“門中會”採用自由加入的方式，現在仍保持會籍的久米中國人后裔，總數在4200人到6000人之間，其總血緣人口，當在數萬人。

    “久米三十六姓”，雖然已經是一個歷史名詞，但其傳承和演變，依稀讓我們看到那段歷史留在今天世界的一絲影子，令人憑吊和緬懷。

    （《環球人物》雜志駐日本特約記者 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