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2014年高考作文：一手思辨　一手乡愁【2】

　　舆论中心：高考作文成“新民俗”

　　高考作文的“社会议题”性质，在新媒体时代尤为凸显。从7日公布到8日，短短两天，在微博上，关于高考作文的话题就有近3000万的阅读量。

　　而在高考开始前，6月6日，手机百度联合百度指数和百度搜索风云榜发布的《手机百度2014高考蓝皮书》显示，在移动搜索中，语文是检索次数最多的科目，而作文更是占据九成以上的份额成为关注焦点。

　　事实上，近年来，每一次公布高考作文题目，总会激起网上热议，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新民俗”，可谓全民参与、“全民作文”。在这种背景下，高考作文可以说不仅是考学生，也在“考”老师和命题人，因为人们讨论最多的，往往是哪些省份的题目出得好，哪些省份的题目出得不好。

　　为何高考作文总是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相对于其他科目来说，语文是最具有社会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置身其中，获得一种参与感。”温儒敏说。

　　但温儒敏同时指出，对于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来说，网上的议论大多是经验性的、调侃性的，所以有时难以进入到对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的科学探究中去。

　　何杰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对高考作文的热议，一方面可以促进一线教师与命题人在出题的过程中更加认真谨慎，另一方面，还应当引导人们更加关注教育教学本身，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被热炒的话题而存在。

　　“好的作文题目应该具备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公平性，即必须保障题目对于每个同学都是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的；二是挑战性，即以思维的挑战性来区分作文的高下优劣，从而让读书广、有见识的同学能够脱颖而出。”何杰说。

　　温儒敏表示，高考作文题目要贴近时代，贴近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让学生们有话可说。规定性太死、远离同学们生活实践的题目，必然会导致空谈，学生们只能依靠猜测和搬用格言警句、古典诗词来填充思路的空白，最终写成了套作与模式化的作文。

　　何杰同时指出，在关注高考作文本身的同时，也不应忘记高考作文在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高考作文本质仍然是写作。它的直接目的虽然是应试，是进入大学校门的一块敲门砖，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学生的表达、积累和思维的训练，来帮助学生进一步适应日后学习、生活与工作中的实际需要，因为写作能力的训练实际上也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

　　温儒敏表示，高考作文应更多地引导学生放宽视角，关注时代与社会，而不是局限在课本范围内。要写出优秀的作文，要培养全面的能力。因此，所谓“考前预测”意义不大，在高中三年的写作训练中，应当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快速反应和对各种不同材料的把握，并把它变成一种综合的思维能力，这样在考场上才能更加收放自如。

　　高考作文：关注时代与思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部高考作文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

　　从1952年到1977年，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断断续续地走过了25年。在不多的记载中，一些高考作文题目，都鲜明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比如，1953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写一个你熟悉的革命干部”；1956年，题目则是“我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1960年的“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1963年的“‘五一’劳动节日记”、1964年的“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1965年的“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每一道作文题，都彰显出时代的特色。

　　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在邓小平力主下恢复。自此，对高考作文的关注就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话题和视野。

　　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年，作文题目的政治指向性较为突出。比如，1977年，北京市的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的作文题为“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西藏的作文题则为“我的革命理想”。1978年，全国统一的作文题目则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高考作文题目中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对社会的关注则逐渐上升。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就成为1982年的高考作文题目，而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连续出现在1985、1986两年的高考作文中。

(责编：夏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