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用“底层设计”夯实治理基础（图）【2】

　　全国人大代表戴海蓉在驻地修改建议。她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地应科学规划，建立适应本地发展的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向全覆盖、常态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全国人大代表赵长义说，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人为造城”。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汪晖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合作，形成的提案有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清华、北大、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近年开展的一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对全国建筑业用工状况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研，调研报告显示：2013年超过80%的建筑业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数字甚至比2011年还高出5个百分点。

　　《劳动合同法》中的明文规定，落实起来却无比艰难；劳动合同签订率随着经济发展“不增反降”……汪晖意识到，工人维权不但需要法律支持，还需要组织给力。他在提案的“委员建议”栏中加了一条，希望“通过工会系统监督建筑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职业安全培训、发放劳保工具等工作，并在建筑工人权益受损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提供支持和援助，介入农民工的维权纠纷，避免维权事件的暴力化”。

　　顶层设计

　　应助社会形成自治能力

　　象鼻嘴村的村民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党的基层组织在发挥作用。建筑业里遭遇拖欠工薪或工伤补偿的农民工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缺少谈判维权的有效渠道和能力。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好制度“顶层设计”的目的，恰恰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安全和发展的空间。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在采访中，汪晖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注重社会自治能力的形成。自上而下落实，自下而上探索，整个治理体系才会更好地发挥不同主体的能动性。“公共领域是分层次的；对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地方性的公共领域。”汪晖说，“现在大家经常讨论西方制度，其实西方以选举为中心的所谓民主制度，在实践中已经遇到很大问题，但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比如美国的一些小镇居民，他们通过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可以和比较强势的资方或者权力进行博弈，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说有一些不错的底层设计，这种地方治理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借鉴。”（本报记者　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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