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国民教育是崇高教育

据《文汇报》10月17日评论：

“洗脑”一词在东西冷战早期被西方反共国家渲染得神乎其技，用脑震盪或高深度心理震撼或可令人有短期迴避或抗拒某种记忆的洗脑效果，但以“洗脑”抹杀国民教育未免太夸大了。家庭长辈同侪把社会种种价值观与道德文化行为传承个人，是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人的“社会化”行为的课题；近代国家主义所以兴起，正因各地域的人群有需要建国来维护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利害关系。国家对个人与群体那麽重要，有关国家的教育就不可能是废物，一般国家的国民教育都以“向善向上”的方针施教国民，为的是教人为国为民为人类拥有伟大怀抱。

如果感觉“课程”编得不够理想，甚至感到很差，解决办法便是将“课程”加以改善，没理由因为“课程”编得不好而连带将教育废掉的。对待“国民教育”科也该如是，如果是因为对课程及教材有意见，想法争取改善便是，否则，因对课程存有看法，索性连国民“教育”也不要。这就说不过去。

把“国民教育”看得那麽要不得，用一句“洗脑”来加以抹杀，未免太武断。何况“洗脑”，未免太夸大了，把其当作文学去形容一个人对事物的观感改变，把整个脑都洗刷掉了，再没原有的记忆，如此文学描写，倒也很形象。可是文学的描述可以“天马行空”，任君为所欲为，现实做不做到？可就全然另一回事了。

“社会化”不是“洗脑”

“洗脑”一词在东西冷战早期被西方反共国家渲染得神乎其技，最先西方归咎苏联红色革命在于其用极端的精神震撼心理的方法，把苏俄人民对沙皇政权彻底改观，由爱变为恨，因此才令到苏俄人民展开疯狂性的暴力革命，之所以会如此态度剧变皆因被“洗脑”也；至于如何洗，有什麽科学技术，一概欠奉。为了防止苏共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传向西方，“洗脑”宣传也就甚嚣尘上。在战场上，一旦有西方军人被俘而上电视为红色革命仗义执言，“洗脑”之说更是神奇，几乎到了换脑不换人的神技。这种宣传，荷里活电影可任由分说，在脑上去做手术换上另一套记忆，科学办不到。用脑震盪办法或用高深度心理震撼可以使人迴避或抗拒某种记忆，转而倾向另一种记忆，个案可以，但也只能有短期效果，集体大批一次过被“洗脑”，办不到。至于搞群众运动去统一政治行为，那是“群众心理”的领域议题，不是“洗脑”。因为一旦“群众”散去，个人又会回复其一般心理行为（即不会像他在群众中那样亢奋叫口号喊反对叫打倒）。

学术上，社会心理学有“社会化”行为的研究，说的是一个人从小在家庭长辈同侪之间受到口语与行为的影响，令到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将社会种种价值观与道德文化行为传授过来，这个过程叫“社会化”，不叫“洗脑”，很多个人的成长都是因为“社会化”的结果。这个社会之外的外人，如果不想他们的子女在这个社会被“社会化”，想把子女隔于这个社会大环境自行家教来抗拒包围这个家庭的大社会，不但事倍功半，更大的机会是把孩子置于困境，要麽走上“反社会”行为，要麽成为家庭的叛逆。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养成了“社会”行为，那是很正面的事。同样，个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会养成“政治”行为，也是很正面的事。古希腊政治哲学家阿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Man is a political animal)，说明了人因政治而结群，脱离了这个政治人群，人不可能生存，国家的本质就是这个政治人群结构体，“政治”一词用孙中山先生的定义就是：众人的事。众人之在一起互动而产生不少事（或问题）而产生政治。因为群需要个人合群而不离群，便需要有被群认受的共通行为，即使是存异，主流也要求同，否则会分裂而溃不成体，近代国家主义之所以兴起，正因各地域的人群有需要建国来维护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利害关系。有了国家也就有“国民教育”，国家对个人与群体那麽重要，有关国家的教育，也就不可能是废物。

取材正面培养为国为民情操

事实上，一般国家的国民教育。都以“向善向上”的教育方针向国民施教。所用的教材多从这个国家的民族伟大人物、伟大工程、壮烈史实、美丽山河、传世诗文等等去取材。这些教材不但不能被视为“老土”或“洗脑”，反而是教人为国为民为人类培养伟大怀抱。正是因为教人为公，所以才能以公义为准绳去判别是与非，扬弃自私自利。好与坏在高尚情操的国民教育中，一切都会判然若揭，毫不浑噩。所谓：民族大义，大是大非是也。

中国历代累积下来的爱国爱民的教材，随手拈来，计不胜计，最被称颂的有屈原、岳飞与文天祥。三人的政治大是大非，释然于怀，政治献身更是义无反顾，文才也贯日月，屈原的《离骚》，太史公司马迁给他的评价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岳飞背上被母亲纹上“精忠报国”，可见从小家教也以国为重，他填的词《满江红》更是道尽爱国情怀（当时宋朝被北方辽国攻破，人民流离失所，纷纷南迁逃亡），一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真是道尽了悲壮的爱国心。说到文天祥，他的《正气歌》是在敌人的牢笼下呕心沥血之作，文中句句正气凛然，如：“天地有正气，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屈原千年来人民以“端午节”来纪念他，岳飞在西湖的“岳王庙”还有两个铜人标志秦桧和其太太跪向岳王墓，凭弔者多向秦氏夫妇吐口水。文天祥在民间供奉的庙不计其数，新界的新田村便矗立一座高达五米的文天祥纪念碑与石像。

除了用历史人物取材外，採用伟大工程来标榜民族伟绩的教材也很常见，例如万里长城与都江堰。採用壮丽河山的更普遍，如泰山、黄河、长江。这些国民教材并不因为国家改朝换代而有所逊色，也因此启发了历代不少杰出政治领袖，国家英明领导人才。

总之，国民教育可以是极具高格调的，不同政见互相诋毁，不相为谋，可以理解，也是民主可行之道，但因为政见相左而至反政府竟然反到国家身上，连带国民教育也排斥，那就难以理喻了！（本文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前政治系主任）

（以上评论仅为转载，并且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