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图)【3】

　　3 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性，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

　　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简单地说，中共已经开始形成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首先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的“三个代表”，已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括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并不大，但业已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进，不仅给与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最近，因为中东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一些人开始把中国视为和阿拉伯世界类似的政体。但从内部多元主义来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其次，政治的开放型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问题。在民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

　　这个体制的优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10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而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再次，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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