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军民使用的大刀和地雷 　

　　1966年，由川籍抗战老兵烧制青花粗陶抗战杯。上面的文字是：“我只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弹。”

     英国名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其中记载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冯玉祥亲笔在封面上题记：“纪法细读 冯玉祥”。“纪法”指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冯纪法。

　　樊建川56岁了，穿件军绿套头T恤、斜挎布书包，远看仍是个小伙子。头一次见面他没一句客套、寒暄，上来就带着记者在军博的展厅里从头到尾看《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的展品，同时他的解说就像打开水龙头一样地滔滔不绝。如果一时没有跟上他的思路，他就拍你胳膊或者捅你肩膀。

　　那些展品，都有近百年或者至少六七十年的历史，尽管隔着冰凉透明的展柜玻璃，却似乎随着樊建川的讲解，让你感到它们的一种“温度”：烽火连年，129师战士龙光珍的父母终于收到他写于1938年6月27日的“万金”家书，3页“八行书”字迹工整，最后一页连边框外也写满了未尽事宜，而第三页上“儿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与日寇拼死命”的话，让人感到了中华男儿的一腔热血；一个画有苍山野树茅屋小桥、充满古意的瓷盘，细看空白处题写的却是那首“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时人为了纪念“九·一八”7周年特意烧制的；聂荣臻送给下属的文件包由“上海荣顺”制造，搭扣至今闪闪发亮，一点没有生锈，包里不知装过多少军机密文，跟着主人横渡多少关山；蒋中正亲笔在“中统”有关汪伪人员有意投靠，希望获得官职的文件上批了大段表示“不行”的文字，红色铅笔的字迹如新；细细长长的川军竹制旱烟杆，上面刻着“上战场打日寇”的字样，不知哪位将士在战斗的间隙曾用它来提神。展览上好几幅画作引人瞩目：何香凝的《送寒衣与伤兵回营》画着累累怪石边怒放的一枝黄花，张大千之兄张善子为美国援华的飞虎队所做的《飞虎图》，两只带翅膀的老虎正凌空翱翔，这两幅画分别作于1937年和1940年，都是为抗战募捐所画；而最小的那幅《胜利之夜》，由丰子恺画于日本宣布投降后3天，画面上大人、孩子一家5口在电灯下团圆，战时灯火管制结束了，平民百姓的兴奋心情展露无遗。一件晶莹透明的小印章，却有很大的意义：1946年，中国派出数十人组成的驻日占领军先遣队，上校参谋廖季威的这枚水晶印章上刻了“购于东京”的字样，成为当时中国以胜利者之姿进驻东京审判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