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交《白鹿原》：如交生命

農歷一九九一年臘月二十五日，陳忠實寫完了《白鹿原》的最后一句話。就如陳忠實把書稿交給編輯的一剎那，涌到嘴邊卻最終沒有說出的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

 

農歷一九九一年臘月二十五日，陳忠實寫完了《白鹿原》的最后一句話。在當時文學接受的條件下，陳忠實並沒有絕對的把握，他猶豫著該不該把這部書稿投出去。二十年過去，《白鹿原》已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由它產生了多種藝術形式改編，產生了一撥又一撥的故事。而《白鹿原》小說的創作與出版，也有著自己的許多故事：一段長達20年的長篇小說之約，在白嘉軒們歡樂和痛苦中的失眠，被諍友激勵再寫不完就從樓上跳下去，文字中的苦心終被讀懂時傾濺出的眼淚……

 

一部《白鹿原》，帶給讀者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如在眼前的人物，絢麗多彩而又厚朴蒼涼的風土人情，以及那些沒有被說破的人之命運與歷史滄桑。此外，還有一代人對“文學”這件事的守望。就如陳忠實把書稿交給編輯的一剎那，涌到嘴邊卻最終沒有說出的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

 

■關於約稿

 

蒸饃未熟透忌揭鍋

 

對於第一次收到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邀約，陳忠實的記憶是深刻的，因為“太出乎意料而顯得強烈”。在寫給《白鹿原》出版方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章中，陳忠實講述了這個長達20年的長篇之約。1973年隆冬季節，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何啟治從北京來，對他表示他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接班以后》具備了一個長篇小說的架勢或者說基礎，可以寫成一部二十萬字左右的長篇小說。陳忠實當時的反應“完全是一種茫然”。他尚在惶惶著是否還能寫出並發表第二、三篇短篇小說，根本沒有動過長篇小說寫作的念頭。

 

之后何啟治寫來長信，“從立意、構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對我的思路進行開啟。”之后的幾年，老何仍在通信中提及長篇小說寫作的話題。1980年代，老何再來西安組稿。在發表歷時三年寫就的中篇小說《初夏》后，陳忠實正進行中篇小說的探索。在后來的會面中，老何再度問到長篇小說的事。“我那時候確實正在做著《白鹿原》的先期准備，查閱縣志黨史文史資料，在西安郊縣做社會調查，研讀有關關中歷史的書籍，同時醞釀構思著《白鹿原》。我隨即叮囑他兩點：不要告訴別人，不要催問。我知道我的這部長篇小說不會在‘短促突擊’中完成，初步計劃實際寫作時間為三年。我希望在這三年裡沉心靜氣地做這件大活。按照我的性情，畏怯張揚，如同農家婦女蒸饃饃，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開鍋蓋的。”

 

沒有讓益友白白等待

 

《白鹿原》正式稿接近完成在1991年冬天，“我對社會關於文學的要求和對文學作品的探索中所觸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沒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不是作品的藝術缺陷而是觸及到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決定把它封存起來，待社會對文學的承受力增強到可以接受這個作品時再投出書稿也不遲。”但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廣播新聞中聽到了鄧小平南巡的講話摘錄。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要再大一點……我在怦然心動的同時，就決定這個長篇小說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沒有必要延誤和擱置。”

 

陳忠實給老何寫信，“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會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請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學觀念比較新的編輯來取稿看稿”。老何很快回信，安排高賢均、洪清波到西安。“我只是把書稿從兜裡取出來交給他們，竟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突然涌到嘴邊一句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最后關頭還是壓到喉嚨以下而沒有說出，卻憋得幾乎涌出淚來。”令陳忠實沒想到的是，很快有了回復。“在高、洪拿著書稿離開西安之后的第20天，我接到了高賢均的來信。我匆匆讀完信后噢噢叫了三聲就跌倒在沙發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時沒有流出的眼淚傾濺出來了。”“老何隨后來信了，可以想象的興奮和喜悅，為此他等待了近二十年，從1973年冬天小寨街頭的鼓勵鼓動到1992年他在北京給我寫《白鹿原》的審閱意見，對於他來說是太長了點，對於我來說，起碼沒有使這位益友失望。”

 

■關於創作

 

在包谷苗間重歸沉靜

 

作家出版社今年出版了陳忠實的散文作品新書《接通地脈》，其中包含不少陳忠實如何構思、寫作《白鹿原》的內容。他寫到剛調入省作協時，由於作專業作家使他可自由支配時間，他索性決定從城鎮回歸鄉村老家，在祖屋裡讀小說、寫小說，外加種地。“這幾年間，大概是我寫作生涯中最出活的一段時光，無論是中篇《藍袍先生》、《四妹子》、《地窖》等，以及許多短篇小說。我在書案上追逐著一個個男女的心靈，屏氣凝神專注無雜，然后於傍晚到二分地裡來揮?把鋤，再把那些纏繞在我心中的藍袍先生、四妹子、白嘉軒、田小娥、鹿子霖、黑娃們徹底排除出去，贏得心底和腦際的清爽。隻有專注的體力勞作，成為我排解那些正在刻意描寫的人物的有效舉措之一，才能保証晚上平靜入眠，也就保証了第二天清晨能進入有效的寫作。這真是一種無意間找到的調節方式，對我卻完全實用。”

 

再寫不完，你就從樓上跳下去

 

陳忠實在散文中也寫到評論家、他的文學諍友李星。1991年春節過后，陳忠實參加會議，正好坐在《平凡的世界》作者、同為陝西作家的路遙旁邊。坐在路遙另一邊的李星告訴陳忠實，路遙獲茅盾文學獎了。陳忠實正想等待路遙發言完畢即表示祝賀，李星又從路遙背后側過身來說“你今年再把長篇小說寫不完，就從這樓上跳下去……”

 

1992年，在人文社編輯拿走手稿之后，陳忠實把一份復印稿送給李星。“我在鄉下過著一種看似閑適的輕鬆日子，心卻懸在李星身上。李星會怎麼看？能過得了李星的法眼嗎？且不說李星全盤否定，即使不疼不痒說上幾條好處再附加兩點不足，我都不敢想象接下來的日子該怎麼過。捺著性子等了大約七八天，我從鄉下回到作協家屬院，恰好在住宅樓下看到提著一袋菜的李星的背影，便叫住他。我走到他跟前尚未開口，李星倒先說了：“到我屋裡說。”我看見他說這句話時不僅沒有平時的熱乎笑臉，反倒黑煞著本來就黑的臉，說罷轉身便走。我當即就感到心往下墜，頭皮發緊，跟著他從一樓上到五樓。他一言不發，依然黑煞著臉。我的心不再下墜而是慌惶難控了，隻有失望透頂到不好言說的閱讀，才會擺出這張冷臉來。我跟他上到五樓走進他的家門，已經有了接受批評的幾分准備。他把裝菜的袋子放到廚房，領我走進他的書房兼臥室，猛然轉過身來，幾乎和我撞到一起，依然黑煞著臉，睜圓兩隻眼睛緊盯著我，聲音幾乎是失控了：“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這是我聽到的關於《白鹿原》的看法和評價的第一聲，是頗具影響的中年評論家李星的聲音。他當時踱著步跺著腳說了那麼多好話，我現在連一句都想不起來了，隻記著他說的‘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這句話。正是這句關中民間最常用的口頭語，給我鑄成永久的記憶。”

 

■關於獲獎

 

“歷史傾向性問題”是誤讀

 

“《白鹿原》先在《當代》分兩期連載，之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西安人民廣播電台差不多同時連播，在讀者和文學界迅即引起反響，在我幾乎是猝不及防的。書稿寫完時，我當然也有一種自我估計，如若能夠面世，肯定不會是悄無聲息的，會有反應的。然而反應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強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在寫給人文社的文章中，陳忠實這樣描述。在當時的評論中，卻也有一種聲音。陳忠實寫道，‘有一種批評卻涉及作品的存活，即“歷史傾向性’問題，我從聽到時就把這種意見看成是誤讀。在被誤讀誤解的幾年裡，涉及《白鹿原》的評論和幾種評獎，都發生過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

 

對《白鹿原》終於獲得茅盾文學獎，陳忠實這樣回憶，“大約是1998年酷暑時節，某天晚上老何打來電話，告訴我一個消息，說陳涌對某位理論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歷史傾向問題’，這個看法已經在文學圈子裡流傳開來。我聽了有一種清風透胸的爽適之感，關於‘歷史傾向性問題’的釋疑解誤，最終還是有陳涌這樣德高望重的文學理論家坦率直言。老何便由此預測，茅盾文學獎的評獎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約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見面時，老何還在為我做寬慰性的工作，說茅盾文學獎評獎的可能性不大，對《白鹿原》而言評不評此獎意義不大，有讀者和文學界的認可就足夠了。我也基本是這種心態，評獎是一碼事，而‘歷史傾向性問題’是另一碼事。我和他在評獎這件事上仍然保持著一種平淡心理。現在，陳涌的話對《白鹿原》評茅盾獎可能出現的轉機僅只是一種猜估，對我來說解除‘歷史傾向性問題’的疑慮和誤讀才是最切實際的。我也忍不住激動起來，評獎與否且不管，有陳涌這句話就行了。有人說過程不必計較，關鍵是看結果。在《白鹿原》終於評上茅盾文學獎這個結果出來以后，我恰恰感動的是那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