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長處，就是尊重藝術家、文學家，和他們有共同的追求。劉恆、陳道明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如果你這人比較卑劣，或者心裡不干淨的話，永遠交不了朋友。我原來跟劉恆合作過《張思德》、《雲水謠》，都很成功，所以人家看我來了也願意幫我。《窩頭會館》一炮而紅，在社會上我們贏得了信任，就是人藝還行﹔在劇院內部贏得了一個信心，就是咱們還行。你老打勝仗士氣就高。不客氣地說，今年話劇舞台上，能夠成為熱點和焦點的恐怕就是陳道明、何冰剛演完的《喜劇的憂傷》。”
談到機構改革時，張和平說：“我覺得人藝不是體制改革的問題，應該是機制改革。多年以來確實存在干好干壞一個樣，很多事沒人干，很多人沒事干的情況。我上來以后，第一制訂符合人藝情況的‘小劇場制作人制試行辦法’﹔第二出台《關於戰略合作投資贊助的有關辦法》﹔第三，制訂新的演員考核辦法﹔第四，研究適合舞美工廠體制及發展的模式﹔第五，研究和探索對演員的經紀辦法，將人藝及社會可利用的人才資源盤活﹔第六，推動舞台藝術與影視的跨界聯姻。”
打造經典劇場 張和平上任后的這幾年，人藝票房差不多每年以1000萬元為台階往上增加，但他並不以為然：“我不認為票房代表一切，GDP不是人藝要追求的目標，應該從文化建設這個角度來看這個事兒。”
張和平的另一個思路是讓人藝的門檻提高，讓人藝變得更加獨一無二：“今年開始人藝的首都劇場不出租了。除了自己的劇目以外，國內好的名團名劇和國際上的名團名劇，我請你來演，你得夠格才能來呢。原來一些讓人臉紅的劇目，時間久了遲早把劇場的形象給毀了。掙這個錢沒意思，干脆就把它打造成一個經典劇場。”
張和平說：“我覺得挺驕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曹禺老院長的5個戲人藝都有了，老舍的有3個戲，郭沫若的戲《蔡文姬》，還有《天下第一樓》等，人藝有20來個戲可以天天在這兒演，然后再加上新戲，有這麼一個家底兒了。中國應該有一個劇院，有這麼一個地方，它像博物館一樣，是一個挺崇高挺偉大挺神聖的地方。這次陳道明最后一場演出，演出結束他跪吻人藝的舞台。如果你把自己做低了，人家憑什麼上你這兒來？”張和平認為，人藝必須有新作品，從新作品中沉澱出經典才能讓人藝的傳承變成現實。在他的建議下，已有10位與人藝合作過的作家被授予了“榮譽編劇”稱號。
張和平上任后，將一號角色演出費從800塊提高到1500塊錢。他說：“自個兒養的比抱來的親。現在這些演員基本上都是自己培養出來的，對人藝對舞台的感情是不一樣的，沒有一個明星說不回來。包括胡軍，他10年沒回來了，讓他來演《原野》，當然我跟他喝過大酒，我覺得他的仇虎演得挺棒的。徐帆，當時正拍《唐山大地震》呢，我開著車跑到唐山，動員她來演《窩頭會館》。你演出費就算提高到1500元，對他們來說也不算個事兒。天天這麼頂著，100場演得吐了，這才15萬元。他們演一集影視劇不會超過3天，一般都要10萬元或更多。這是個感情問題，再有一個是對藝術的追求，如果沒有了這個，靠錢是無法平衡的。如果人藝完全走市場的話，所有的角兒全是腕兒，《茶館》怎麼演？變成一種金錢關系肯定不行。所以我強調對人藝精神的傳承，再用一種情感去團結和動員他們。你看陳道明每天多幸福啊，天天演完戲在后台不走，這是舞台的魅力。這是一個互相的呼吸都能夠交流的創作過程。我認為它是一個充電的過程，影視是一個放電的過程。一台戲隻有兩個人在台上，台詞量那麼大，萬一忘詞就整個撂在台上了，多可怕呀。演出前的忐忑是必然的。后來演到18場他完全把觀眾給控制住了，我讓你笑你就笑我讓你哭你就哭。那個時候那個狀態是個境界，不是錢的事兒，過於強調錢我是不贊成的。”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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