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
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神态自若。然而,主席台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秦枫,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仇和的突然落马,大致是让人很意外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参加云南代表团的审议,人大刚闭幕,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中纪委就发布了仇和落马的消息。财新的记者甚至在第一时间爆了个独家:“今日上午10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还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如此看来,仇和是在代表团驻地被中纪委直接带走。
意料之外,把仇和过去的事重新翻出来,是每家媒体都会有的反应。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仇和的落马,意味着什么?为何会在两会一结束,就被中纪委带走?
“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是仇和当年的一句话,曾被许多媒体引用,或是称赞其为“实干家”,或是贬低其为“酷吏”。无论如何,“最具争议市委书记”,是仇和怎么也摘不去的头衔。作为这句话的印证,无论是在宿迁,还是在昆明,大拆大建、造城运动成了仇和的一个标志。
不可否认,这种行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带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日压缩至2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有人如此描述“昆明速度”所带来的好处。
然而,速度终究是速度,它是建立在对后面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前透支基础上的。大拆大建的逻辑,无非是政府征地、拍卖,房地产商盖楼、卖楼,资金回笼后进行新一轮的拆和建。然而,任由拆建轮流抬高房价,政府腰包是鼓了,地产商的利润是高了,但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粗放的,且不说破坏历史文脉,单说地是有限的,人们的购买力也是有限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回看一下习近平今年下团的讲话就知道,经济要速度,但更要质量。仇和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增长方式的代表。选择在这个时刻带走仇和,其宣示的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对大拆大建、造城运动的否定。
当然,否定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并不需要让其成为“阶下囚”那么严重。事实上,更加关键的是,这种大拆大建,内部存在太多的权钱交易。依然是财新的记者,放出消息,“仇和被查一事,牵扯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这或许才是仇和真正落马的原因。从刘源回应徐才厚落马,是习近平亲自督办,到王岐山放出狠话,“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有腐必反已经是最大的共识。
不过,意义不止如此。
前两者,不少落马老虎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仇和的落马,更大的意义还是对独断专行的否定,对人治的纠偏。“仇和手一挥,拆到东河堆,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地名),拆到的不要跳,没拆到的不要笑,只是仇和没看到。”有人曾这样调侃。仇和不仅是大拆大建逻辑的代表,更是独断的标杆。“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应该说,这种干劲是每一个干部都需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得按照法律来。即使是特事特办,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用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有权,不能任性。因此,仇和落马透露出的第三个信号,便是对法治坚定不移的推进。
还有一点,应该算是附带品。干部的竞争性选拔,实际上正源于仇和的推动,尤其是他在宿迁搞的“公推直选”。这一点,笔者在之前的文章已经谈过,习近平对此是反对的。委任制、选任制和聘任制,这三种用人方式,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提过,单独用哪一种,都会造成干部用人出问题。因此,仇和的落马,也是对一昧使用竞争性选拔选任干部的否定。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不仅仅是在关心仇和,而是在关心江苏,毕竟,那个地方才是仇和政治的起点。是否会牵涉,目前还不得而知。不妨静等叶子落下。(文/林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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