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是欧洲高校的传统开学季，今年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大学生们依然陆续返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许多中国学生选择留学的目标国家也在重新调整变化之中。作为现代“通识教育”的发源地，欧洲凭借其深厚的教育积淀以及在当前全球知识信息化时代的探索和变革，日渐吸引着更多中国学子。
在英国上大学虽然学费昂贵，但学制时间短，学位国际认可度高，因此英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赴欧洲的首选。然而，英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大量削减国家教育经费，使得大学过度依赖学费收入，教育私营化的缺陷在新冠疫情和脱欧僵局的面前暴露无遗。
德国以专才教育著称，注重培养具有“工程师精神”的专业人才。德国高校数量多，没有学费而且生活成本低，但宽进严出的学制让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近些年，德国高校纷纷开设新兴交叉学科，这让新生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做专才还是通才，就业前景哪个更靠谱一些？
芬兰是全球教育的标杆，“基于现象的学习”的跨学科主题式教学被各国争相效仿。不同于英国的精英教育，芬兰走的是平民化路线，国家在财力物力上对教育的支持不遗余力，教师是最受欢迎最受尊重的职业。然而，芬兰的教育界依然有深深的危机感，害怕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在新冠疫情对留学教育带来巨大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本版特编发此文，对比呈现欧洲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新环境下他们各自面临的挑战，希冀引起社会各界对大学教育含金量和留学规划的理性思考。
英国
高度精英化导致家世人脉比学识更重要？
特色：精英化和经营化
代表人物和理念：约翰·亨利·纽曼和“博雅教育”
挑战：大学过度依赖学费收入，私营化缺陷在新冠疫情和脱欧僵局面前暴露无遗
19世纪神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是英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不仅详尽地论述了自由教育思想，而且明确提出，对受教育者而言，大学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这正是后来“通识教育”的理论渊源，也即最初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博雅教育”。
所谓“博雅教育”，又翻译为“自由教育”，由希腊的“自由七艺”发展演变而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自由教育思想——教育不是为了实用需求，而是为了心灵的自由；通过发展理性，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古希腊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逻辑、修辞、语法这“自由七艺”作为一种提升修养的训练手段。一旦完成这些科目，便可进入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等高级科目的学习。直到13世纪，巴黎、博洛尼亚以及晚一些成立的牛津、剑桥等大学都一直保持“自由七艺”的传统，修读完这些基础科目后，方可进入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可见“博雅教育”扮演着大学预科角色。
“博雅教育”一直被视为贯通知识和造就高贵精神气质的手段，现在火热讨论的“通识教育”这个词与“博雅教育”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前者出现的时间较晚。1828年，耶鲁大学在其发表的教育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通识教育”这个词，通识教育在内容上除了人文，还强调自然和社会这两个领域。
伴随着18世纪宗教政治改革，剑桥和牛津大学打破宗教限制，开启了现代精英教育。直至本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英国逐步敞开大学校门，实施教育国际化。据最新统计，2018-19学年度英国共有165所高等教育机构,238万学生就读，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24所大学为代表的罗素集团组成了英国精英大学。英国对精英大学的资源和经济支持占整个高等教育投入的绝大部分。
如今，虽然英国的教育专家不断呼吁私立学校“去精英化”，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但英国上层社会依旧“高度精英化”。2014年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通过调查4000多名最高决策层成员的背景，发现75%的资深法官、59%的内阁成员、57%的高级公务员、50%的外交官、38%的议会上院议员、33%的影子内阁成员、24%的议会下院议员都拥有精英学校文凭，而这些人把持着英国社会主导权。
2019年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再一次表明：“过去四年来，社会流动一直停滞不前，上层社会的孩子天生享有特权。”在这种社会架构中，家世人脉比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的孩子很难跃迁。
其实，早在2013年英国政府就提出在全球推广英国教育的战略，打造英国教育品牌，并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欢迎国际学生。英国的大学开始扩招国际学生，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盈利”。三年本科、一年硕士的“短时间镀金”学制也备受国际学生欢迎。根据英国国际学生事务理事会的数据，2017/18年度共有458490名国际学生在英国大学注册,占学生总数的20%。
在英国上大学一直是一种“奢侈”的教育，即使是欧盟学生也要支付高额学费。由于英国脱欧，对于欧盟公民而言，赴英国上学将很快变得更加昂贵。根据英国政府在今年6月做出的决定，欧盟学生的学费每年会上涨到大约10000到38000英镑不等，而脱欧之前，对欧盟学生的收费最高不超过9000英镑/年。脱欧问题无疑会影响到英国大学对欧盟留学生的吸引力。
新冠疫情让英国高等教育一直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也暴露无遗。过去的财政分配上，英国政府大量削减国家教育经费，导致大学的资本化运营过分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其中高校总收入的14%来自国际学生的学费，“罗素集团”中国际学生的学费更是占了总收入的45％。
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多尔顿在给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的论文中写道：“据大学自己评估，75％的国际学生因为新冠疫情暂时不考虑继续学习。”这意味着除了牛津和剑桥，英国所有的大学都将面临数十亿英镑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破产。英国大学联盟也发出警告：“如果不有效控制新冠的传播，可能会导致明年失去约30000个大学工作岗位。”
德国
洪堡教育鼓励“术业有专攻”
特色：专才教育和“工程师精神”
代表人物和理念：威廉·冯·洪堡和职业化专才教育
挑战：跨界学科兴起使“通才”和“专才”的选择成为两难
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是德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现代“柏林大学”，但民众喜欢称它为“洪堡大学”，从这座名校走出的名人包括黑格尔、马克思、费尔巴哈、爱因斯坦、海涅等大师级人物。1806年，洪堡写信给当时普鲁士的外交部部长提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教育普及智慧、美德、礼仪和知识，才能使这个社会的内在价值提高。于是，1809年洪堡从外交官被调任为普鲁士王国教育大臣。他成功说服国王威廉三世，普及终身学习的高等教育，建立了一所由国家资助、男女合校的高等学府。洪堡提出的“现代大学应当是以知识学术为目的，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理念影响至今。
和英国现代教育奠基人纽曼的博雅理念不同，洪堡要求学生毕业时必须对一个专业有比较精深的了解。为了让学生们做到这一点，很多专业的学生需要五年（英美通常四年）才能毕业，而最后的两年则是完全学习专业知识，这为当时一蹶不振的普鲁士王国培养了大批国家复兴的专业人才。洪堡教育可以说是低成本的专才教育典范，也让术业有专攻的“工程师精神”融入德意志民族的血液中。
据德国统计局的最新统计，德国目前有424所高校，其中综合性大学107所。德国的大学没有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分，大体分为三类：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专科院校（如高等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神学院等）。综合性大学偏重于理论知识和学术研究，适合将来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学生；应用技术大学则倾向于结合社会对就业的需求，为企业培养有实践能力的学生。
1.专业比排名更重要
德国的大学排名不像美国一样进行综合排名，而是院系排名，比如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建筑学，柏林洪堡大学的会计金融学，卡鲁理工大学的土木工程，柏林自由大学的教育学等等，都是德国排名第一的专业，想要申请成功必须有漂亮的成绩单。
2.毕业难，淘汰率高
德国大学素有“宽进严出”之说，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据德国高校与科学研究中心估测，约1/3的综合大学学生和1/4的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建筑工程专业学生辍学率甚至高达50%。有些专业的学生因为挂科毕不了业，只好中途换学校和专业。在德国大学里，最痛苦的要数写学期论文和毕业论文，德国人对学术的严谨和敬畏是出了名的，对论文剽窃造假决不姑息。2011年，原联邦国防部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因博士论文大段抄袭且未标明出处，不得不放弃博士头衔并引咎辞职。
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一直是其他国家效仿学习的对象，然而近些年这个榜样的角色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德国大学也开始追求国际化排名，希望赶超英美的顶尖大学，争取进入世界前10名。
从最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来看，德国大学与英美大学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今年9月揭晓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2021大学排名中，前20名世界顶尖大学中没有一所德国大学。在该榜单中，德国慕尼黑大学位列第32名，慕尼黑工业大学列第41名，海德堡大学排名第42。
为提升德国大学在全球的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自2006年起联邦政府推出了“卓越计划”，并与16个联邦州政府共同签署了《大学卓越倡议》，为德国精英大学提供额外经济资助。2016年，联邦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出台了高校科研一揽子方案，每年投入5.33亿欧元资金，以改善大学高精尖科研项目环境，使德国大学更具国际竞争力。
除此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种新趋势是：德国高校纷纷开设交叉学科的新专业课，除了经典科目（法律、工商管理或化学科）外，还新增了建筑材料工程、商业心理学和医学信息技术。这些新兴跨界专业的增加使许多新生面临艰难的决定：应该成为传统行业的专业人才，还是学习新兴学科成为所谓通才？将来的就业前景哪个方向更靠谱一些？
芬兰
教育的目的是教孩子成为幸福的人
特色：普及教育公平的平民教育路线
代表人物和理念：马娇·凯洛宁和“基于现象的学习”
挑战：高等教育经费不断紧缩引发教职员工失业潮
芬兰借鉴了他国的先进经验来建立完善的高校体系，然后不断创新，自成一体。1917年独立前，芬兰效仿的是瑞典和俄罗斯的做法，独立后借鉴了德国教育理念，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又学习了美国、丹麦等国的经验。从1640年第一所图尔库大学创立，到目前为止芬兰共有14所综合大学，24所应用技术大学，6个大学中心和3所特别大学（阿兰德应用科学大学、警察学院和国防大学）。
赫尔辛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部负责人马娇·凯洛宁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是学校的未来和领导力。她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不仅可以建立社会，还能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幸福感，她也是芬兰“基于现象的学习”这一理念的主要倡导者。
所谓“基于现象的学习”是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式”教学，启发学生们从多维度综合思考事物和世界的复杂性，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主题式”教学在芬兰中小学只占总课程设置的10%左右，剩下的90%依然是传统的科目，如数学、物理等。唯一不同于以往的新政策是：芬兰从2021年开始，高中也要开始普及这种主题式教学了。
20世纪60年代初，芬兰的教育水平全球排名一度靠后，为此芬兰对教育方式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从教师资质、课程设计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教育的意义。在引入新教育机制后，芬兰的学生从2003年到2012年这近10年间，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PISA测试中一直排名第一。到最近一次2018年的测试，芬兰仍然排名第七。
排名第七，这好像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吧？但要知道，芬兰学生每周的作业量要远远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芬兰初中生平均每周花35个小时学习；而新加坡的初中生每周至少要花51个小时学习，上海是57个小时。
大家都说芬兰的教育是未来的风向标。让我们来看看它的高等教育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1.普及教育公平
芬兰的教育体系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各个阶层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全部由国家支付。基础教育阶段不仅免除学杂费，还免书本费，免费供应午餐。如果家庭距离学校超过3公里，还为这些孩子安排交通出行。大学阶段不但学费免除，因为学生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还会有住宿补助。
芬兰重视提升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力求实现人人机会均等的教育环境。在高校的运作模式上则奉行国家督导、地方执行、自主管理和学术自由的原则。
芬兰的大学全部是公立的，主要由芬兰政府资助，自筹资金只占很少一部分。目前芬兰人口的大学教育普及率是40%，到2025年的教育愿景是：20岁至24岁年龄段中，超过90%的人完成中等教育，88%完成高等教育；30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口中，将有1.1%的人拥有博士学位。
2.教育系最受欢迎
教师是芬兰最受尊敬和信任的职业，芬兰的教育理念深信：只有优秀的老师才能因材施教，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所以每一个芬兰教师入职，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养。在芬兰，即使小学老师也必须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如果一个高中毕业生想报考教育系，除了优异的高考成绩以外，还需要经过面试和笔试选拔，被选拔出来的教育系学生都必须拥有三项不同能力： 可教导性、人格魅力和学习动力。每一个教育系学生，除了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法以外，领导力、社会性情绪、合作教学、认知科学等也是必修课。
教育系一般是五年制本硕连读，2019年共有8500名毕业生申请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硕士，但最终只录取700人，录取率只有8%。在一个关于芬兰教育的纪录片中，记者问一所中学的老师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老师们的答案是：“教孩子们怎样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由于受到欧俄间贸易制裁的冲击，芬兰近几年的经济一直在低谷徘徊，导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不断紧缩。财政上的窘况促使各大学不得不通过机构合并和删减学术项目的方式应对，但这种做法又引发了教职员工的失业潮。面对资金短缺，芬兰高校也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比如，拓展经费来源渠道，积极争取欧盟资金和其他私人资金对其研究课题的资金支持；加强校际合作，联手企业共同进行应用技术开发。
尽管芬兰的教育水平独树一帜，但芬兰人依然有强烈的“危机感”。2009年芬兰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以及教育学家曾联名发出呼吁：防止芬兰教育重蹈诺基亚的命运。他们对比了诺基亚和芬兰基础教育的发展轨迹，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成为全球创新标杆的峰值线几乎一样，都是一路遥遥领先；但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诺基亚的业绩陡然下滑。芬兰专家担心，芬兰的教育也会呈现这样的断崖走势。所以他们反复提醒说，牢记诺基亚前CEO的临别赠言：不要停留于过去的成功，永远要把注意力放在对下一个趋势的发现上。
责编：张青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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