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改革的省部级官员【2】

　　赵凡

　　解决知青返城问题

　　推动终结上山下乡

　　其二是赵凡，1978年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兼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恢复高考以后，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强烈的质疑，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然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规定今后边疆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按照这一政策，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愿望就落空了。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城镇青年的就业完全由本地政府包下来，但许多大城市又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引发了数千知青抬尸游行。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云南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12月16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下旬走到昆明火车站，不许登车，他们开始卧轨，阻拦火车。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央在12月25日发给云南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同时，派赵凡飞往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到达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省里的干部说，这是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回答，中央没有这个精神。于是，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组成。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要解决知青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接着，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的西双版纳。在农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赵凡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难题。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他对农场的书记、场长们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

　　1979年1月8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10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他感到，必须调整政策。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比较多，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四川省委的意见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是，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于是，他们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上海、北京方面开始有担心，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议，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办手续，分批走。1979年2-5月，云南农场知青的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到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终于作出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青回城以后，就业又成了问题，这又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消失多年的个体私营经济。

　　林乎加、赵凡不是惟书惟上，而是从实际出发，开拓新局。他们推动实施的举措，完全是顺应民意，而不是借改革之名，行盘剥百姓之实。正因为有他们的敢闯敢试，才有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转载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