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问题彩民成亟待解决问题：打工者痴迷度高【2】

 

4月27日，一名彩民正在聚精会神看开奖。

 

 

 

彩票站“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丰台马连道地区聚集了大量打工者，马连道南街上两家彩票站都异常火爆，每天傍晚都是人满为患。

 

其中一家彩票点几乎囊括了2004年至今所有市级或区级“优秀投注站”称号，彩票站的老板透露经验，商场开在越繁华的地方越好，但彩票点要开在“穷人扎堆”的地方才能赚钱。

 

胡立君也证实，他的彩票站也是外来打工者为购买主体。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称，最近研究所在深圳做了一个调查，选了五六十个彩票投注站点，找了500多个彩民样本。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是购买彩票的主力，而且有的非常痴迷，“这种购买结构肯定是不合理的”。

 

“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主持者、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表示，调查显示，问题彩民的主要人群，有“18岁到45岁，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1500元到3000元之间”等特点。

 

北京多家彩票点的老板坦言，类似于“本店喜中大奖”这样的标语，对于外来打工者最有诱惑力，宣传也最有效果。

 

“我们是有最低销售额的。”闲谈中，胡立君道破彩票站的玄机。他介绍说，每台福彩机器每月的销售额不能低于4万，体彩不能低于2.5万。而且彩票销售额直接同投注站的收入挂钩，“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昌平一投注站的老板告知，彩票销售也有“末位淘汰”，如果单月的销售额一直上不去，“上面就会有人来调研，或者关闭，或者换地方。”

 

“这是唯GDP逻辑在彩票领域的反映。”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认为，这种不加限制的售卖方式制造问题彩民的同时，也丧失了彩票的公益性。

 

“被绑架的彩民”和滞后救助

 

跟一般彩票点的老板不同，老袁主张对彩民加强关注，特别是那些上瘾的彩民，“彩票绑架了他们，根本停不下来”。

 

他坦言，自己办彩票点也想多挣钱，但是看到的悲剧多了，觉得起码应该有机构为问题彩民提供专业的疏导和救助。彩民为彩票事业、公益事业做了贡献，但他们出了问题，“羊毛被扒光了，就没人管了”。

 

顺义的牛玉兰为劝阻丈夫借钱买彩票，曾向“彩民服务中心”热线求助。

 

这个设在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热线，开通五年来接到过2000余次的电话，有的是询问中奖号码的，有的是哭诉家庭因买彩票破碎的，有购彩成瘾无法自拔自责不已的。

 

“我们起码告诉他们彩票是随机性的，不可能预测。”一位热线人员坦言，对于上瘾的彩民，很难仅通过电话疏导说服，“我们在电话这头劝他不要相信预测，可他身边有一百多个彩民在预算走势图，这就像在拔河，我们的劝导作用往往要打些折扣。”

 

陈海平表示，国内对于彩民的研究滞后，更别说专业的疏导和救助机构。

 

国外强调“责任博彩”，针对“问题彩民”有系统的预防救助体系。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机间须有一定距离，防止彩民过度沉迷而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彩民(赌徒)”，经过相关鉴定会，就有规定强制投注站不能对其出售彩票。彩民个人、投注站、彩票发行机构都有责任避免问题彩民的产生，“多人少买”，以此保证彩票公益性。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是彩票管理条例草案起草审查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严格守法利善兼求，二是加强对问题彩民的跟踪研究，三是设立专门的问题彩民救助基金，四是加大支持社会力量关注度和解决问题彩民的力度。

 

(彩民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政府应重视对问题彩民干预

 

■ 对话

 

【对话人物】

 

冯百鸣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

 

【对话动机】

 

作为彩票研究专家，冯百鸣不认同北师大调查的“我国彩民约两亿人，问题彩民约为700万”的数据。他认为，这些数据样本全部来自网络，彩民中究竟有多少人上网？网民中究竟有多少是彩民？

 

他称，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但对于彩民、问题彩民的研究和干预远落后于西方。建议政府和彩票发行机构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大学或NGO的研究机构对问题彩民进行专业研究和干预，就像研究网瘾一样。

 

彩票发展指数已达高线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有多少问题彩民？

 

冯百鸣：2006年和2007年，中国福彩和中科院心理所曾经通过投注站做过关于福利彩票的彩民调查，也涉及了“问题彩民”，当时没有把这4%确切称为问题彩民，只是说这部分彩民对彩票有较为严重的依赖倾向。

 

统计数据显示，问题彩民大概占统计总数的4%左右。学界估计，我国彩民总数在1亿到1.5亿之间，如果据此推算，问题彩民大概在400万到600万之间。

 

新京报：问题彩民应该怎么界定？

 

冯百鸣：问题彩民的研究首先应该定一个问题彩民的标准，这个标准目前学界已在做。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方面去制定这个标准，比如购彩金额，花费的相对时间，个人的心理依赖程度，对个人身心造成的危害，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造成犯罪等。

 

新京报：问题彩民意味着什么？

 

冯百鸣：彩票发展指数是国际通用指标，一个区域内彩票发行总金额与本区域内GDP的比值，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间，中国已达到高线，超过了0.5%，西部地区一些省区，彩票发展指数几乎达到1%，这是很荒唐的。

 

彩票的一个基本理论是，发行彩票可以办一些公益事业，帮助更穷的人。现在存在一个悖论，购买彩票的人多是中低收入者，几乎都是穷人买彩票。如果穷人成为购买彩票的主力，甚至成为问题彩民，发行彩票的正义性和伦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不能只喊中奖不提风险

 

新京报：国外也有问题彩民吗？

 

冯百鸣：国内外发行的彩票性质基本一样，设计时都是公益性占最重要位置。但国外彩民比重比我们要高，国外大多数人都买彩票，无论穷人富人，是典型的“多人少买”。人家当成游戏玩，我们老是那一拨彩民在买，还买太多，甚至影响生活。

 

国内外发行的彩票，大致都是将发行额的50%对彩民进行返利，35%用做公益项目，15%是发行费用。国外会从15%的发行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对问题彩民进行干预。

 

国内除了大学，政府和彩票中心没有针对问题彩民的研究机构和干预机构。学界一直呼吁，对问题彩民的研究，不能光由大学研究所做，彩票发行机构和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一年发行2000多亿，1%就是20个亿，拨出来百分之零点几就够了。

 

新京报：对问题彩民应如何疏导救助？

 

冯百鸣：首先是彩票发行监管机构的责任，跟彩票品种和博弈性强弱有很大关系。国际通行的彩票事业倡导“多人少买”，无论国内外，人们买彩票梦想发财，一夜暴富这很正常，但彩票发行机构不能以增强赌博性来助长这种“梦想”。设计彩票的游戏时，不要发行太快，要考虑彩票的博弈性的强弱，彩票的公益性必须要放在首位，只要发行量很容易出现问题。一般来说，返奖率越高，开奖速度越快，彩票的赌博性就越强。

 

还要注意引导宣传，不能只是宣传谁一夜之间中了多少万，而要多给彩民做风险警示。

 

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 卢美慧(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