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翻译眼中的领导人：邓小平就像预言家【2】

事实上，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各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就很难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本。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但是当她听着听着，越来越不对劲，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已是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而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后，口音已经不再是翻译们的难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成英文。

 

另一次，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使用“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朱基“抢白”？？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有人向朱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导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