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讀懂中國改革的邏輯（圖）【2】

　　具體來說，這次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和重大歷史的撥亂反正，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戰場在農村，改革特點在於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制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深圳經濟特區則是這個階段改革開放的標簽，中國經濟開始意識到“市場”的力量。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在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曾說，這次全會的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偉大。

　　中共中央第一個關於改革的決定，則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次會議，標志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即改革的展開階段。當時，解放思想沖破了“左”的干擾，農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還是原來的那套計劃經濟體制模式，各種弊端不斷凸顯。此時，農村改革的倒逼機制開始發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開始探索從舊的經濟體制轉為新的經濟體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有許多重大突破，現代企業開始萌芽，社會各階層活力空前。

　　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則勾勒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自此，“市場”的力量正式成為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強動力，並深刻改變了近20年的中國。

　　評價十四屆三中全會，必然要聯系到十四大，必然要聯系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談話”。自從1978年中國重啟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改革充滿曲折。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末復雜的國內外背景，使得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面臨巨大困難。此時，鄧小平拿出了共產黨人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在1992年春天發出“中國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台”的呼聲。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並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而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具體化，中國開始公開推進市場化進程。

　　這個階段可以稱為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它始於1992年10月，一直持續了10年時間，直到2002年10月。這一階段的改革力度較大，向縱深發展的勢頭也較強勁。其中，“92派”的崛起、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國企改革、房地產改革等影響深遠，深刻烙印在當代中國改革史上。

　　又過10年，即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為此后1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勾畫出“藍圖”，同時也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思路。

　　與10年前相比，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這次全會提出了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是黨的執政理念和發展目標的重大創新，是更加現代、更加人性化的執政理念，標志著最高決策層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個明顯的改變是，200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日益重視社會的發展。在經歷經濟高速發展20年后，中共首次面臨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社會矛盾集中等現代化轉型難題。中國領導人適時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執政目標，以此統一中共上下的執政理念，扭轉單純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建設的問題。在發展仍是黨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護好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將是考驗黨執政能力和執政素質的重要課題。

　　“經濟奇跡”與政治體制改革

　　“后30年”有一個醒目現象，即經濟體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著一系列其他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等。鄧小平在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時說：“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

　　事實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從未停止過多種層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說，中國近幾十年幾乎都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那麼該如何解釋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奇跡”？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通過執政黨的內部制度建設來向前推進。換言之，執政黨內部的改革，執政黨體制的完善，實際上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歷史社會環境、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國的市場經濟結構，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秩序與之相適應，並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發展快的社會，在共識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難。因此，國內有一個強大的組織力量顯得極為重要。

　　現在的中國不用說與1949年相比，即使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都已發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變化。無論是國家的財富積累、制度化和規則化建設，還是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教育水平，均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事實上，中國執政黨堪稱世界上最善於變革的政黨。貫穿於歷屆三中全會的永恆主題便是“改革”。不止經濟體制改革，始於鄧小平時代的內部變革，延續至今。任期制、責任制、差額選舉制等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進。以黨內民主為例，中國地方官員選舉的差額比例越來越大，競爭性成分越來越高﹔中共代表大會黨代表選舉差額比例、公開透明程度均在不斷增加。甚至，中國執政黨開始引入以黨內民主方式產生高層領導人和重大決策的機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李成就認為，黨內民主等內部建設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規則和新規范，而且還可能提供一個漸進的和可控的中國式民主的實驗。

　　正如鄧小平所說，“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換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當然，中國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體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風風雨雨和執政黨內部的經驗教訓，都將是改革的動力。

　　讀懂中國，先要讀懂中國改革的事實，與其中的邏輯。

　　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史上重要一筆

　　再過幾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中國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此次三中全會，本質上來講，是期待中國改革，期待中國改革惠及更多的國內公眾乃至世界人民。

　　此次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問題，被認為是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全面闡釋執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線圖的重要時點。此次三中全會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點上召開的，無論這次三中全會將出台什麼樣的改革方案，都將為中國改革史寫上至關重要的一筆。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議題就被提到了極為重要的戰略高度。一個異常明確的信號是，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今年適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周年，也是改革開放35周年，中國領導人已經明確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財政、金融、價格、企業等改革都會走向深入，而且“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然而,與前幾輪改革相比，這一輪改革的難度和阻力更大。對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小勁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容易改革的領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價更大的改革。與30多年前相比，歷史環境已經有了很大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敵人是意識形態障礙，如今的改革難點主要是‘利益’障礙。”

　　跟35年前相比，當下的中國在經濟上要發達得多，社會狀況也復雜得多，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因此，人們期待的改革應該是大膽而審慎的改革，即“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正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維持現狀的人的強烈反對，從而破壞長期的改革事業。中國政府的謹慎或許反映了其經濟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誠意。”

　　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提供巨大“正能量”，值得在中國改革史上大書特書。(張廣昭 陳振凱)

(責編：夏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