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一名彩民正在聚精會神看開獎。
4月28日,一名農民工彩民買了一整本刮刮卡。
4月28日傍晚,北京一家不大的彩票站內擠滿了彩民。攝影 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彩票站“賣得越多掙得越多”
豐台馬連道地區聚集了大量打工者,馬連道南街上兩家彩票站都異常火爆,每天傍晚都是人滿為患。
其中一家彩票點幾乎囊括了2004年至今所有市級或區級“優秀投注站”稱號,彩票站的老板透露經驗,商場開在越繁華的地方越好,但彩票點要開在“窮人扎堆”的地方才能賺錢。
胡立君也証實,他的彩票站也是外來打工者為購買主體。
河南財經學院彩票研究所所長馮百鳴稱,最近研究所在深圳做了一個調查,選了五六十個彩票投注站點,找了500多個彩民樣本。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外來務工人員是購買彩票的主力,而且有的非常痴迷,“這種購買結構肯定是不合理的”。
“中國彩民行為網絡調查”主持者、北師大心理學博士陳海平表示,調查顯示,問題彩民的主要人群,有“18歲到45歲,高中和大專學歷,月收入1500元到3000元之間”等特點。
北京多家彩票點的老板坦言,類似於“本店喜中大獎”這樣的標語,對於外來打工者最有誘惑力,宣傳也最有效果。
“我們是有最低銷售額的。”閑談中,胡立君道破彩票站的玄機。他介紹說,每台福彩機器每月的銷售額不能低於4萬,體彩不能低於2.5萬。而且彩票銷售額直接同投注站的收入挂鉤,“賣得越多,掙得越多”。
昌平一投注站的老板告知,彩票銷售也有“末位淘汰”,如果單月的銷售額一直上不去,“上面就會有人來調研,或者關閉,或者換地方。”
“這是唯GDP邏輯在彩票領域的反映。”北師大心理學博士陳海平認為,這種不加限制的售賣方式制造問題彩民的同時,也喪失了彩票的公益性。
“被綁架的彩民”和滯后救助
跟一般彩票點的老板不同,老袁主張對彩民加強關注,特別是那些上癮的彩民,“彩票綁架了他們,根本停不下來”。
他坦言,自己辦彩票點也想多掙錢,但是看到的悲劇多了,覺得起碼應該有機構為問題彩民提供專業的疏導和救助。彩民為彩票事業、公益事業做了貢獻,但他們出了問題,“羊毛被扒光了,就沒人管了”。
順義的牛玉蘭為勸阻丈夫借錢買彩票,曾向“彩民服務中心”熱線求助。
這個設在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的熱線,開通五年來接到過2000余次的電話,有的是詢問中獎號碼的,有的是哭訴家庭因買彩票破碎的,有購彩成癮無法自拔自責不已的。
“我們起碼告訴他們彩票是隨機性的,不可能預測。”一位熱線人員坦言,對於上癮的彩民,很難僅通過電話疏導說服,“我們在電話這頭勸他不要相信預測,可他身邊有一百多個彩民在預算走勢圖,這就像在拔河,我們的勸導作用往往要打些折扣。”
陳海平表示,國內對於彩民的研究滯后,更別說專業的疏導和救助機構。
國外強調“責任博彩”,針對“問題彩民”有系統的預防救助體系。比如有的國家規定,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機間須有一定距離,防止彩民過度沉迷而造成經濟損失。對於已經出現的“問題彩民(賭徒)”,經過相關鑒定會,就有規定強制投注站不能對其出售彩票。彩民個人、投注站、彩票發行機構都有責任避免問題彩民的產生,“多人少買”,以此保証彩票公益性。
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是彩票管理條例草案起草審查工作的直接參與者,提出四點建議:一是嚴格守法利善兼求,二是加強對問題彩民的跟蹤研究,三是設立專門的問題彩民救助基金,四是加大支持社會力量關注度和解決問題彩民的力度。
(彩民及家屬姓名均為化名)
政府應重視對問題彩民干預
■ 對話
【對話人物】
馮百鳴 河南財經學院彩票研究所所長
【對話動機】
作為彩票研究專家,馮百鳴不認同北師大調查的“我國彩民約兩億人,問題彩民約為700萬”的數據。他認為,這些數據樣本全部來自網絡,彩民中究竟有多少人上網?網民中究竟有多少是彩民?
他稱,中國的彩票發展指數已超過西方發達國家水平,但對於彩民、問題彩民的研究和干預遠落后於西方。建議政府和彩票發行機構應該拿出一部分資金,支持大學或NGO的研究機構對問題彩民進行專業研究和干預,就像研究網癮一樣。
彩票發展指數已達高線
新京報:你認為現在有多少問題彩民?
馮百鳴:2006年和2007年,中國福彩和中科院心理所曾經通過投注站做過關於福利彩票的彩民調查,也涉及了“問題彩民”,當時沒有把這4%確切稱為問題彩民,只是說這部分彩民對彩票有較為嚴重的依賴傾向。
統計數據顯示,問題彩民大概佔統計總數的4%左右。學界估計,我國彩民總數在1億到1.5億之間,如果據此推算,問題彩民大概在400萬到600萬之間。
新京報:問題彩民應該怎麼界定?
馮百鳴:問題彩民的研究首先應該定一個問題彩民的標准,這個標准目前學界已在做。我認為應該從這些方面去制定這個標准,比如購彩金額,花費的相對時間,個人的心理依賴程度,對個人身心造成的危害,對家庭關系、社會關系帶來的影響,造成犯罪等。
新京報:問題彩民意味著什麼?
馮百鳴:彩票發展指數是國際通用指標,一個區域內彩票發行總金額與本區域內GDP的比值,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間,中國已達到高線,超過了0.5%,西部地區一些省區,彩票發展指數幾乎達到1%,這是很荒唐的。
彩票的一個基本理論是,發行彩票可以辦一些公益事業,幫助更窮的人。現在存在一個悖論,購買彩票的人多是中低收入者,幾乎都是窮人買彩票。如果窮人成為購買彩票的主力,甚至成為問題彩民,發行彩票的正義性和倫理性就會受到質疑。
不能隻喊中獎不提風險
新京報:國外也有問題彩民嗎?
馮百鳴:國內外發行的彩票性質基本一樣,設計時都是公益性佔最重要位置。但國外彩民比重比我們要高,國外大多數人都買彩票,無論窮人富人,是典型的“多人少買”。人家當成游戲玩,我們老是那一撥彩民在買,還買太多,甚至影響生活。
國內外發行的彩票,大致都是將發行額的50%對彩民進行返利,35%用做公益項目,15%是發行費用。國外會從15%的發行費用中拿出一部分,對問題彩民進行干預。
國內除了大學,政府和彩票中心沒有針對問題彩民的研究機構和干預機構。學界一直呼吁,對問題彩民的研究,不能光由大學研究所做,彩票發行機構和政府應該拿出一部分錢,一年發行2000多億,1%就是20個億,撥出來百分之零點幾就夠了。
新京報:對問題彩民應如何疏導救助?
馮百鳴:首先是彩票發行監管機構的責任,跟彩票品種和博弈性強弱有很大關系。國際通行的彩票事業倡導“多人少買”,無論國內外,人們買彩票夢想發財,一夜暴富這很正常,但彩票發行機構不能以增強賭博性來助長這種“夢想”。設計彩票的游戲時,不要發行太快,要考慮彩票的博弈性的強弱,彩票的公益性必須要放在首位,隻要發行量很容易出現問題。一般來說,返獎率越高,開獎速度越快,彩票的賭博性就越強。
還要注意引導宣傳,不能只是宣傳誰一夜之間中了多少萬,而要多給彩民做風險警示。
新京報記者 張永生 盧美慧(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