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槍聲，我就想到哪裡去”
乍一聽有中國電影人到索馬裡拍了一部電影，而且就是在去年索馬裡鬧海盜的時候去的，真覺得不像眼下正安享好日子的中國人干的。后來見到導演呂建民，個子不高大，體型不壯碩，更不像有這樣的膽魄。隻有聽他滔滔不絕談起那些拍電影的細節，在他那裡看到那些以“海盜”之名在全世界媒體飛舞的陌生面孔的照片，才相信：隻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哪裡有槍聲，我就想到哪裡去。”呂建民天生喜歡冒險。近些年來，幾乎世界上所有打仗的地方他都想方設法去一趟。什麼利比亞、剛果（金）、伊拉克等，他都考察過想拍電影，隻有索馬裡成了。
這部電影名為《索馬裡真相》，全長87分鐘，主要講述呂建民的劇組跟隨歐盟軍隊出海抓捕海盜的一段經歷，很快就會公映。呂建民把這部電影的類型定義為“真實電影”，說這是一種國際流行的片種，就是紀錄片再加上一些人為的情節設置，但不同於我國傳統定義的“紀錄片”或者“故事片”。
在那裡怕過嗎？“在海盜村，我和海盜勾肩搭背。我想我總是笑臉迎人的，沒有惡意又沒帶武器，應該沒有什麼可怕的吧？”可是現在想想，他又確實有點后怕。在索馬裡拍攝十幾天，劇組出行時前有架著機槍的皮卡開道，下車有持槍拱衛的士兵﹔出海乘的是歐盟軍隊的戰艦，可他多次聽到不遠處的槍聲像我們的節日鞭炮般密集﹔曾經有一次，一群不明武裝分子帶走了隔壁酒店所有的外國人﹔和他們曾經乘坐同一架飛機的兩個法國人現在已經落入不明武裝分子之手。更別提街市上可以像瓜果蔬菜般買賣的各種槍支和那些曾經有意無意間對著他們的槍口。
但是，呂建民說，他還想再去，“漏拍了很多精彩的東西。”不過，團隊沒有一個人想再去了。
與時代共舞
呂建民最早也曾是長發飄飄的文藝青年，寫過詩，上過作家班，當過記者，賣過化妝品，開過廣告公司、音像公司，從事過房地產﹔他曾經腰纏萬貫，也曾經一文不名。呂建民似乎總是時代潮頭上的那撥人，趕著每個時代的時髦。這些年電影的勢頭很好，呂建民說他的文化公司也會順勢發展。
在電影圈，呂建民也已“混跡多年”，當過發行人、制片人、出品人、導演，不過他有另外一個赫赫名頭：“地下電影教父”，是美聯社曾經給他的稱號。
地下電影，這個名詞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早已成為過去式。當年拍攝此類電影的年輕導演，不少現在已經是中國導演的中堅力量。“‘教父’這個詞只是美譽，我聽著心裡當然也挺美，但確實是高抬了我。”當年呂建民在廣東開音像公司，公開發行過為數不少的年輕導演的地下電影。
“沒吃過豬肉，還沒看過豬跑？”懷著這樣朴素的想法，沒學過一天電影的呂建民，在發行、出品、制片的電影達到數十部以后，也干起了導演。他的第一部公映的電影是驚悚片《B區32號》，投資僅120萬元人民幣，票房1400萬。但是他和影片也遭遇了洶涌的網絡惡評。“簡直是網絡暴力。”呂建民為此兩個月不上微博。
影片本身質量究竟如何？呂建民有一定的自信。他歸咎於景觀式大片倡導的觀影習慣、觀眾的浮躁情緒以及當下社會所處的階段：“大家的生活剛剛富起來，就好比去飯館吃飯，一看麻婆豆腐20塊錢，就說：為什麼這麼貴？超市裡一塊豆腐不是才一兩塊錢？你這個驚悚電影也沒把人真的嚇著，憑什麼也好幾十塊錢？”呂建民相信，這種情形一定會隨著我們越來越好的生活而改變。
發自內心為中國驕傲
呂建民說，通過索馬裡之行，他真的為中國、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這種感覺特別強烈、真實，特別發自內心。”
在出發去索馬裡前，劇組為大家都做了胸前印有中國國旗的T恤，呂建民笑說：“起初想的是緊急時刻用這個當‘保命符’，可是后來發現國旗印得有點太大了，那裡到處是AK，遠看像個槍靶子，想讓大家都別穿了。”讓他意外的是，在索馬裡，無論官員、平民、海盜，甚至是孩子，認出是中國國旗，常常會問：“CHINA？”然后友好地微笑，有人還會伸出大拇指。在索馬裡的各國人，也常常會因為看出他們是中國人，給予各種友好的對待和善意。“這種發自內心的驕傲不是我一個人有，我們劇組全有。”呂建民的翻譯是華裔，但入了外籍，臨離開索馬裡時，她在賓館陽台上扯開嗓子，一會兒唱中國國歌，一會兒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呂建民說，他已經去過世界各地幾十個國家，歐美大洋洲也曾涉足。“身處中國的時候，也會有各種不滿，也會罵，但還是不想走。”這個福建人已經在北京扎下了根，忙起來有一幫天南地北、共同往前奔的朋友，“閑了洗洗腳、打打麻將，想吃什麼喝什麼就有什麼”，就這麼舒舒服服、滋滋潤潤，“多好。”
呂建民是“60后”，不過多少還是保留了些文藝青年的勁兒：“將來公司有了足夠的錢，我就跟合作伙伴要求：給我200萬，讓我想拍什麼拍什麼，別考慮賠和賺，好不好？”（苗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