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多丑恶

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周边服务行业，如大烟馆、赌场等。

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在这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乱圈子里，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壮阳药的纷至沓来，都在八大胡同中讨生活。

从清代到民国，政府对吸毒时禁时弛。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

1729年雍正帝颁布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禁烟令以后，先后又有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禁烟，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烟，1935-1941年国民党六年禁烟计划等多次禁烟，都因时局动荡、政风腐败等使得烟毒禁令成一纸空文。特别是官场吸毒的示范效应，使吸毒具有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间，据禁烟大臣端方报告，全国已戒烟者500万人，其中官员就有100余万人。

近代城市中的烟馆，不仅是满足烟瘾，而且体现吸食者的品位。这些烟馆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当时吸毒已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鸦片成为应酬客人的必需品，吸毒成了有钱有闲有地位的象征，以至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

因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会认同，在高级妓院，“往来无白丁”，通过狎妓冶游，“叫局”、“吃花酒”、“打茶围”等，不仅可以销金泄欲，而且能洽谈生意、买官卖爵。

在北京娼业最为昌盛的民国六七年间，八大胡同的嫖客有“两院一堂”之说。同样，吸毒也兼有谈买卖、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社交功能，烟馆成为一种兼有消遣、娱乐、社交、议政等多种功能的“公共场所”。

上世纪20年代有句俗语：“不会抽烟的人当不了大官”，烟土成为通行的招待品，不会抽烟就等于不善交际。而后者随着社会的默契认同，鸦片和妓女成了一种符号象征。

烟毒泛滥，使无数财富化为乌有，尤其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烟毒最剧之时，全国有8000万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资0.1元计，则一年便消耗29亿元，远超出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本统治之前，北京就有吸毒的。当时的政府设有缉毒所，地点在西直门外紫竹院西边万寿寺内，发现吸毒上瘾的就送到缉毒所，戒了毒瘾再放出来，进去三次后仍然还吸毒的，被缉毒所抓到不审问，直接拉到天坛根就地枪毙，惩罚得很严厉。

那时候只有吸鸦片烟的，日本鬼子进北京之后，将白面带到北京。白面房子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开。开设在天桥几个市场内和主要街道的白面房子，共有十三处；西四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那块地方原来是一个大院，叫西安市场，里边设有白面房子。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这条几百米的小胡同，就有三家白面房子。院内经营此业的清一色全是韩国人，当时北京人叫他们高丽棒子。他们依仗日本的势力，以高出几倍或十几倍的房价租用民房开白面房子。房主见利忘义，谁给的钱多就租给谁，把原来的房客哄走出租给韩国人开白面房子用。只要哪个院里一住上韩国人，吸毒的人就纷纷而至，不用宣传广告，门前也没有招牌幌子，吸毒的进进出出。这种买卖伪警察管不了，他们也不敢过问。

韩国人与日本鬼子差不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吸白面的人要上了瘾，就离不了他们。先是用钱买，可以在他屋里吸，去几次没钱了，就偷拿家里的东西，典当到白面房子。什么东西他都要。

吸毒的人上了瘾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甚至有的居民夏天在院中生火做饭，一不注意，他会把火给你倒掉，炉子搬走，换成白面。有的连狗都不如，把亲生的儿子女儿押在那儿，作为吸毒的开支。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就到附近白面房子中打听，找到以后、韩国人看你的穿着打扮像是有钱的，就提出高价，限几天之内交接领人；看到对方真是穷苦就少要点。

当时有个叫张子培的，民国初年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胡同开设庆余堂妓院，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白天，到亲友家去过瘾，到了夜深人静，他就在家中吸食。当时收藏烟具是法令所不许可的，所以他的烟具都是一些代用品。用手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烟灯罩。他常自解嘲似地说：“这算什么？我总算还有一杆烟枪，有的人连枪都没有，拿茶壶嘴作烟枪呢！”

张子培的后人回忆说：“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中，真是烟馆林立。（摘自：《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郑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