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清的“中国印”

四天之后，“中国印·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将在大英博物馆开幕。

李岚清的篆刻艺术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特色：一个关系到中国篆刻的本体发展，另一个涉及中国篆刻走向世界。

就前者而言。虽然中国篆刻艺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就已形制初立，但彼时大量镌刻而成的“玺印章玉”并非近现代严格意义上的篆刻，并且印的审美功能常常被其实用功能所屏蔽。元代始有文人篆印、工匠奏刀的石印，而明代才见自篆自刻的书画家。此后，随着“诗书画印”一类文人画模式的蔚然成风，篆刻的艺术功能逐渐增强，一时“徽歙粤浙吴赵京闽皖”等流派纷呈，遂形成了中国篆刻的现势。

与中国的书法绘画等艺术体系相比，中国篆刻艺术的历史不长，并且其演进也受限于实用的功能和文人画的程式。虽然历史上“诗书画印”的程式推进了篆刻艺术，但这种程式实质上以书画为主体，篆刻只扮演了附属角色。这使得篆刻本身很难如书画那样形成独立的艺术体系，其治篆理念、功能、理论、内容及表现形式等方面也长期受困于一些艺术战略层面上的发展难题。正因如此，篆刻在诸多艺术品类竞艳中常常被打上“边缘艺术”的标记。

据此我们看到：李岚清的篆刻艺术实践，正是对上述中国篆刻艺术当代发展战略问题的解析和探索。

在治印的理念上，李岚清首倡“大众篆刻”。他认为中国篆刻艺术只有依靠“大众”这个金字塔底部的广泛伸展才能拱起顶部的高度；他面向全社会的展览、出版物和逾百场的演讲，都是实行这一理念的不懈努力。

在治印的理论上，李岚清提出中国篆刻“言美、言志、言情、言趣，言事”的“五言”之说。这个理论不仅总结了传统篆刻艺术的关键要素，而且更大程度地扩展了篆刻艺术本体的功能和内涵。从中国篆刻的近代潮流来看，在“写意”性中追求“美、趣、情”，常常是文人的个性化表现，很少触及到超越个人的宏观的、广大的社会层面，而在李岚清“言志”、特别是“言事”的理论中，有更多篆刻界难得一见的宏大境界，因为“事”往往不是文人在象牙塔中孤鸣式的感怀，而是对国家、社会、文化等“天下事”的关切。李岚清的篆刻艺术理念饱含着呼唤中国篆刻从文人小书斋和纯技术主义转向生活和现实的特殊意义。

在治印的功能上，李岚清的篆刻艺术使我们看到“印”从对“书、画”的依赖或补充性角色向独立艺术本位的转换，他多次以篆刻为主体的巡展和对“中国印”观念的特殊强调，是对确立中国篆刻独立艺术主体地位的重要推进。

在治印的展示形式上，李岚清一改印章在传统诗书画印格式中 “闲文印、随款印、压角印”等附属角色，而使“印”堂堂正正成为统领展览形式的主体。此处的学术要点是：在李岚清的印展方式中，一切艺术的故事都是以印为中心和主角展开的。这种从“诗书画——印”的传统排列到“印——书画诗文”的排列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四美”形式的具体创新。

在治印的材料方面，李岚清将中国远古的漆器艺术与篆刻艺术融合而创造出“漆艺篆刻”，这是他的特殊贡献。

除上述有关中国篆刻发展战略层面上的意义外，作为篆刻艺术家的李岚清在治印的章法、印面形式、印文虚实布排、形制、刀法的冲切、印品的气、势、情、韵等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提及的个性特色，此处囿于文字篇幅就不展开了。

总之，李岚清的篆刻艺术实践表明：出于在电脑时代保存以文字为载体的中华文明的深层考量，中国篆刻艺术本体还有许多内涵和外延的拓展空间。

就后者（即中国篆刻走向世界）而言，我们看到他的艺术在走出国门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时，不仅荟萃并展现了中国文化圈的传统精华，而且通过在内容和内涵上与世界和西方对接，展示出对世界其他文明优秀传统的理解、尊重、诚意和沟通。

我们看到：意大利的达芬奇、法国的罗丹、英国的牛顿、培根、瓦特、莎翁、达尔文、狄更斯、罗素等西方名人形象在中国古老的篆刻文化中焕发出别有一番东方气韵的艺术光彩。

这些作品透露出作者别具一格的艺术匠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仅以梵高印为例，那种内含着古拙、朴厚，沉实、大气的朱白合一的方印，深刻贴切地映现出梵高这位色彩创造大师其个性、艺术和人生中迸发出的跌宕激烈的特质和治印者的无限感慨。

正是中西不同文化元素在李岚清篆刻艺术中的聚合，使法国艺术之家协会主席雷米?阿龙感悟到中国印章有限的小空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主题；女艺术家弗里德尔则从通感中感受到音乐节奏的韵律之美。

三年前秋天，中国篆刻已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李岚清的这些作品的国际巡展正是这个重要象征意义的一例实证。

李岚清的中国印在大英博物馆这个世界顶级展台上出现将使西方人看到：小小的一方印篆，也像中国的书、画、戏、史、哲等已为他们知悉的文化艺术形式一样，是洞悉中国古老文明和现实风采的另一扇窗口，这窗口不仅能展现一个东方古国文明的伟大，也能昭示西方和世界文明的辉煌。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印属于世界。

 

（作者为专栏作家、旅英文化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