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全方位解析:超7成人認同有錢不如有權

官本位走向

如何回到群眾中去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兩波“官員下海潮”和一波“官員上岸潮”以及持續的“公務員考試熱”，標志著曾經一度淡化的官本位現象在當今中國又現回潮之勢，並且愈演愈烈。

在人民論壇雜志所做的問卷調查中，65.8%的受調查者認為當前官本位現象十分嚴重﹔68.5%的受調查者擇業時優先選擇“黨政機關公務員”。

官位為何如此讓人著迷？有受調查者的觀點或許表達了部分人的心聲：因為當了“官”，就能夠“仙及雞犬”，就能夠衣錦還鄉，就能夠光宗耀祖，就能夠受人尊敬。正是“當官”后的這種豐碩收益吸引了不少人為之奮斗。人民論壇雜志的調查結果也印証了這一點，“官迷”迷“官”原因前三位是“灰色收入多”、“權力效用大”、“社會地位高”﹔而“為人民服務”選項卻落在后面。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與“官本位”並行不悖的是“民本思想”，如《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等。

回顧我們黨的發展歷程，從“為人民服務”到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無不凸顯出人民群眾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成就，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黨始終深深地扎根於人民群眾之中。

而當一個社會一切決定於官、一切聽命於官、一切為了做官，“官”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核心要素時，必然會嚴重阻礙我國政治、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加劇政治腐敗”、“危害黨的執政基礎”、“損害干群關系”。

如何破解官本位，讓黨政干部回到群眾中間，真正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人民論壇雜志約請多位專家進行深層解析。

有專家表示，中國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我們的制度包袱沉重。隻有從制度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難題。

有專家建議，防止和根治官本位意識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要不斷調整和優化官員與其他職業之間的利益分配機制，從利益分配層面引導社會形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官民一致、以民為本的理念。

有專家指出，實行“官位”開放，進行公開選拔、公開競選，使“民”可以考官、罷官，從體制層面真正把“官帽”、“官運”交給人民群眾，就必然會從民畏官變為官畏民，從“官本位”變為“官本分”。

黨的十八大將開啟新的征程。終結官本位，回歸民本位，不僅是民眾的期盼，也是時代的要求。我們相信，讓黨員干部回到群眾中去，讓“為人民服務”真正成為時代強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更加廣闊。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68.5%的受調查者是“官迷”

當前官本位狀況調查

65.8%的受調查者認為當前官本位“十分”嚴重

新一輪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如火如荼，官場裡隨處可見的官腔官話官架子，還有各種被曝光的官員特權、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風……形形色色的官本位現象以及相關的社會事件屢屢成為新聞熱點，並被公眾高度關注。多少人是“官迷”？官本位有多嚴重？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對此進行了調查。

當我們問及“如果以0-10區間來描述官本位程度(數值越大表明官本位越嚴重)，您對當前中國官本位狀況的判斷”時，有65.8%的受調查者選擇了“10”，18.7%選擇了“9”，13.1%選擇了“8”，而選擇“7”及以下區間的總共佔比低於3%。這一調查結果揭示了公眾對當前中國社會官本位狀況感受十分明顯。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步確立，官本位意識已有所淡化，但調查表明，當前，官本位仍是推進改革發展的嚴重阻礙。

68.5%的受調查者是“官迷”，擇業時首選黨政機關公務員

當問及“面臨以下職場機會時，您會優先選擇哪個”時，68.5%的受調查者選擇了“黨政機關公務員”。相比起來，“外企白領”、“國企員工”、“民企骨干”和“事業單位職員”這幾項相加的總和佔31.5%。為何如此多的人青睞“黨政機關公務員”？如果說是為了公務員工作穩定、風險小的“鐵飯碗”，那麼同樣屬於體制內的“事業單位職員”一樣具備這些“優勢條件”。如果說是為了收入高、待遇好的目的，“外企白領”和“國企員工”都不僅不輸給公務員，甚至更勝一籌。而若是為了最大限度發揮個人能力、實現自我的話，“民企骨干”則能夠提供更多自由展示個人能力與興趣的平台與空間。

顯然，在穩定性、收入待遇以及自我實現方面均不是最“搶眼”的公務員職位，其引來民眾競相追逐的實質原因還是“黨政機關”這個頭銜。眾所周知，在現有的體制下，黨政機關聚集了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資源進行分配和管理的權力，這些權力的疊加構成了一種合力，類似一個巨大的“單位”，它對社會的個體成員形成了一種絕對的優勢地位，並進一步掌握了主導社會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的話語權。受其熏染，個人的價值選擇也就逐漸被同化了，所以我們才會看到近八成的公眾想當官，而官本位意識也對人們的價值選擇和判斷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73.7%的受調查者認為“官迷”最迷“灰色收入”

“官迷”迷什麼？調查結果顯示，排在最前面的是“灰色收入多，正所謂‘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佔比73.7%﹔其次是“權力效用大，能幫助解決家庭親友的各種麻煩”，佔比60.7%。調查中受訪者的話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官迷”們想當官的原因。黑龍江一位受訪者對人民論壇記者說：“官癮的大小由其背后的利益大小所決定，沒有好待遇，想當官的就很少。” 其他吸引人們當官的因素依次為：“社會地位高”(佔比54.2%)、“待遇福利優”(佔比48.6%)、“工作穩定輕鬆”(佔比35.2%)。

調查告訴我們，當下中國社會，人們“迷做官”主要還是迷“官位”帶來的種種不正當收益。華中師范大學的牟成文教授指出：這種現象不僅是因為官本位與各種特權、私利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官本位意識的一個新變化是它被賦予了更多的經濟內容，主要表現為掌權者通過制定利己的分配規則，運用職務權力重新分配經濟資源，而當權力進入市場，官本位便與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緊緊聯系在一起”。這便間接向我們解釋了，為何很多人一邊批判官本位，又一邊身陷各種當官帶來的特權中無法自拔﹔為什麼不少人一邊痛斥以權謀私，另一邊又千方百計地濫用權力為自己撈取各種私利。

官本位的最大危害是“加劇政治腐敗，加大變質危險”

在公眾心目中，官本位的最大危害是什麼？調查發現，按照危害的嚴重程度排列，位居前三位的分別是：“加劇政治腐敗，加大變質危險”，佔比59.5%﹔“破壞政府公信力、危害黨的執政基礎”和“官德失范、破壞社會公德和社會風氣”並列第二，各佔47.4%﹔“損害黨群、干群關系，導致群體性事件頻發”緊隨其后，佔45.7%。

此外，當問及“催生‘官本位’的原因是什麼”時，受調查者認為，“官大於法、以權代法”最易助長官本位(佔比54.7%)。可見，官本位與特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前述調查問題中可見，“官迷”最青睞的除了利用灰色收入發財以外，很大一部分就是迷信特權，從而“能輕易解決家庭親友的各種麻煩”。在受調查者看來，其他導致官本位泛濫的原因依次為“一把手專斷、長官意志” (佔比45.3%)、“官員行為、官員升遷不受民意制約” (佔比42.6%)、“官威八面、不可一世” (佔比35.7%)，以及“夫貴妻榮、福蔭子孫” (佔比31.2%)。可見，助長官本位的各種原因主要是官場上的各類不正之風，要化解官本位困局，關鍵在於糾正這些不正之風。正如專家強調的，官本位的源頭在官場，因而其破除關鍵還要靠執政黨自身。

75.5%的受調查者認為破除官本位的最大障礙是“官員選任隻唯上、不唯下的模式”

當被問及“您認為當前破除官本位的最大障礙是什麼”時，受調查者將矛頭首先指向了“官員選任隻唯上、不唯下的模式”(佔比75.5%)。有受調查者指出，正是因為選人用人上“官選官、上選下”，公眾缺乏話語權，才使“唯上是從”、“唯官獨尊”的官本位意識被不斷強化，成為破除官本位的最大阻礙。

那麼，當前應該採取何種措施破除官本位？“官制官規法治化，權力運行公開化，官員財產透明化”、“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公眾監督、媒體監督常態化”這三點排在最前列，共佔比86.7%。也就是說，超過八成的受調查者認為革除官本位應當首先從規范和監督權力運行方面著手。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徐行教授認為現行的干部制度沿襲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垂直任命制，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之后，該制度已成為官本位意識滋生的體制性溫床。真正將各級官員的選拔、任免、考評、升遷等權力交與廣大民眾，不僅能從根本上削減官本位的意識和作風，還能積極推進民主體制的建設。

正如一位受訪者對人民論壇記者所說的：“官員上任前、離任前公示財產，每年的年終總結交社會評定，合格留任，不合格下台，何難之有？就怕官官相護，迷霧重重。”的確，如果我們能夠逐步加強監督和規范權力的運行，相信官本位破除的那天也會越來越近。

(執筆：人民論壇記者杜鳳嬌 袁靜)

東中西部“官癮”狀況異同

不同地區的公眾“官癮”狀況有何不同？人們對於官本位的認識和評判又有哪些差異？人民論壇調研基地在東部(廣東、浙江)、中部(河南、湖南)、西部(陝西、四川)地區隨機發放了書面問卷共3000份，回收有效問卷2823份，其中東部地區941份、中部地區997份、西部地區885份。

當問及“面臨以下職場機會，您會優先選擇哪個”時，選擇“黨政機關公務員”的東、中、西部地區受調查者的比例分別為51.6%、59.4%和72.8%。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東部、中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都有超過五成的受調查者把“公務員”當成了擇業首選，這說明官本位意識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而東中西部比例遞增的情況說明，改革開放越早、程度越深的地區，人們的“官癮”也越小。有受訪專家分析指出，改革開放帶來了社會就業方式、生活方式、組織形式等的日益多樣化，個人的依附性也隨之更低、獨立自主性更強。因而，官本位產生的影響正在逐步減弱，其賴以存在的各種社會基礎正在被消解。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唐亞林教授也強調，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建立在職業分化與平等基礎上的成就與功績制取向取代專制主義體制下身份制和官本位取向，進而形成人格平等、價值多元、和諧共生的多元化人生價值評判體系。

此外，有受訪者告訴記者，發達地區因信息流通廣，各種官本位現象尤其是官員的不正之風、特權等行為曝光更多，因而普通人對此感受也更深。比如現在很多人打開微博，覺得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正被不計其數的負面信息所充斥，由此產生出憤怒、失望甚至絕望的情緒。而能夠隨時隨地掌握這些負面信息本身，正是因為其所處的社會相對而言更加開放，信息傳播條件也更為發達。相反，欠發達地區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信息流通較小，權力運行受到的監督也少，因而官員特權曝光較少，人們對官本位狀況的感受反而更少。另一方面，由於發達地區教育程度較高，公平競爭機會也多，因而催生了更多的人考公務員或競爭各類官職，這一點也放大了發達地區的“官癮”程度。

盡管絕大多數民眾都認為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帶有不同程度的“官癮”，但是不同地區的民眾在這方面的心態有所不同。東部地區民眾的做官心態更多地體現在心理失衡方面(選擇“見周圍人做了官，心理易失衡，自己也想去做官”的佔45.9%)﹔僅有13.2%的受調查者認為官職是地位的體現。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的民眾則將做官看作是出人頭地，是為了証明自己有本事(50.7%的受調查者選擇“認可‘學而優則仕’”)。

為什麼“官癮”程度會出現地域差異？人民論壇記者總結受訪專家及公眾意見得出的結論是：西部地區一方面由於政治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官場風氣不如東部地區，導致官員權力過大，容易出現“一人升官，雞犬升天”的現象，所以才會催生更多的“官迷”﹔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個人發展機會不足，導致人們將當官看作出人頭地的最佳選擇。另外，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即使是那些擇業取向首選外企白領和民企骨干的人，也更多地表示會“評價人看官階等級，並進行區別對待”(64.6%)，而這一比例在東部地區卻要低得多(32.3%)。由此可見，處在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東部地區由於與外界的交往更加便捷、各種思想的碰撞更加頻繁，人們對個體價值的評判雖然易受整個社會官本位文化的熏染，但仍保有較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培育更多具有健全人格的社會成員，正是我們建設“以人為本”的社會的真諦所在。

(執筆：人民論壇記者杜鳳嬌 袁靜)

“官癮症”六大症狀調查排名

想做官者多多少少會沾染上“官癮”，而“官癮症”則有種種不同表現。根據調查，最突出的分別為“認同有錢的不如有權的”等六大“官癮”症狀。

認同“有錢的”不如“有權的”，佔72.3%

症狀解析：“當官就是吃皇糧，無后顧之憂，既不用擔心下崗，又不用擔心單位倒閉，工資往上加，捧著鐵飯碗，混混一輩子”，因而“人人想當官、個個想出頭”。比較起來，雖然商人中也不乏財富顯赫者，但是有起早貪黑、摸爬滾打的艱難創業﹔有波詭雲譎、暗潮洶涌的激烈商戰﹔更有時不時地為“當官的”明裡暗裡勒索賄賂的各種無奈。難怪很多人有意無意瞧不起商人。

評價人看官階等級，佔66.1%

症狀解析：在中國，以官階大小來評判一個人的“官癮症”，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對一個人“蓋棺定論”時以級別論之。在死者的墓志銘上，刻上他(她)曾經做過的官職，以此當作這個人一生最大的榮耀和成就。而在美國，即便是總統杰斐遜的墓志銘上也隻寫有三行字：“弗吉尼亞法案的制訂者、《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亞大學的創始人。”

對於做官的親友同事以職位稱呼，佔53.8%

症狀解析：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見布什總統，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總統”，那他肯定不但感受不到尊敬反而會感覺受到了揶揄。但在中國，兩個同班同學畢業后，如果其中的一個突然當了官，就算之前以姓名相稱慣了，另一位也得馬上改口稱他為“某某官”，否則對方非但會覺得不受尊重，更有可能給你小鞋穿。

見周圍人做了官，自己也想去做官，佔40.1%

症狀解析：恨官、想官、愛官。為什麼？這裡的權力誘惑太大。免費的車、免費的房、呼風喚雨的權、不勞而獲的錢……中國的老百姓最恨的是“貪官”，可他們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價值觀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

認可“做官才有出息、從政才有本事”，佔33.5%

症狀解析：有人說，現在的教育就是：“好好上學、考大學、當官、發財。”上世紀八十年代，很多畢業生選擇了“下海”創業或者較有活力的私營企業等。但是，今天的大學生擇業時，傳統的熱門職業已不再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他們就業的第一選擇大多是政府機構，因為那裡除了有穩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最小的風險外，還有機會當官，而當“官”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目標。

對故鄉的主要領導如數家珍，佔21.6%

症狀解析：在中國，當一個人被問及自己是哪裡人時，得到的回答除了地理位置、特產名勝，最具特色的往往就是“現任某某領導是我的同鄉”。即便追溯歷史，也鮮有列舉文學家、藝術家之類的，相反，不是舉出曾經出了哪位皇帝，就是誕生了哪位宰相。雖然很多人憎恨當官的，但他們又都喜歡拿自己故鄉出的官員來裝點門面。

(人民論壇記者袁靜整理)

“下海”與“上岸”：官潮起落迷局

官本位現象強化的標志：從“官員下海潮”到“官員上岸潮”再到“公務員報考熱潮”

回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趨深化及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轉型，是兩波黨政機關官員的“下海潮”和一波“官員上岸潮”以及持續的“公務員報考熱潮”，這標志著曾經一度淡化的官本位現象在當今中國又現回潮之勢。

第一波“官員下海潮”發生於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其典型特征是借助於“價格雙軌制”的權宜改革策略，以及政府向企業的放權、政府自身機構改革任務的推進等，一大批官員下海經商，甚至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全民經商潮”。這波“官員下海潮”的一大嚴重后果就是助長了官商勾結並利用權力大肆尋租的腐敗之風。

第二波“官員下海潮”的興起則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並得到1993年推行政府機構改革時自上而下出台的各種激勵政策的積極支撐，如鼓勵官員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帶薪進修學位、實行離職買斷補償金制度等等。這種因經濟體制的轉型與政府機構改革的需要而引發的第二波“官員下海潮”與第一波“官員下海潮”的最大區別在於，由經濟體制轉型而引發的市場各主體的平等觀念逐步深入人們的腦海，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對人的社會價值評判標准的轉變，即下海經商做實業與在政府機關做公務員都是在為國家經濟建設作貢獻，都是在為人民服務。

然而，好景不長，這種在第二波“官員下海潮”中已初露端倪的關於人的社會價值評判的新標准，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所面臨的各種困境，如國企改革遲遲不見成效，民營經濟發展困難，政府權力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加強，政治體制改革始終無法跟上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改革步伐，而呈現出一種“逆轉”態勢，即原先下海的官員或因功成名就，或因后續發展困難，或因未來不確定性增強與風險性加劇等原因，紛紛從商海“上岸”，重新回歸公務員系統，過起了“朝九晚五旱澇保收”的安穩日子。

面對20世紀末以來世界經濟形勢遭遇一波又一波危機的沖擊，以及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深度轉型的困擾這一宏觀背景，政府權力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力度不僅沒有得到有效削弱，反而一再變相地得到強化，這不僅從根本上制約了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和公民社會的真正成長，而且極大地顛覆了市場化社會內生的平等性、契約性、規則性等基礎性價值觀念對人們行為的正面引導和對社會風氣的淨化作用，也直接地刺激了因為大學擴招而不得不面臨嚴峻就業形勢的大學生、研究生紛紛把報考公務員作為就業的首選，甚至出現了自2003年第一屆擴招大學生畢業以來持續近十年的“公務員報考熱”，以致公務員招考已成為我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據有關資料統計，2003年報考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國家公務員的大學生、研究生隻有8.7萬人，到2010年這個數字已經迅速攀升至146萬人(不包括地方公務員報考人數)，2010年的報名數是2003年的16.8倍。大學生、研究生對公務員報考趨之若?，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無外乎公務員各種顯性與隱性福利相對於其他行業突出的比較優勢以及由此而塑造的“當官”乃人生的最高志向的價值觀的指引。

官本位背后的社會文化基礎：“官商二元化”價值觀的缺失

中國是個有著長達兩千多年皇權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自秦已降，“家天下”世襲王朝體系和“定於一尊”的強調等級制的儒家學說與農耕時代欠發達的經濟形態、交通條件、信息技術的相互耦合與嵌套，尤其是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壓制商業競爭、阻礙技術創新，隨意剝奪私有財產，導致整個社會匍匐在專制權力之下，社會結構的分層也因與專制權力的親疏關系而長期呈現“士農工商”依次等而下之的基本格局。即使作為士這一階層的讀書人，也因作為依附於專制權力(帝王家)的統治術(文武藝)的操持者而失去其自身的獨立性，淪為專制權力的打手與幫凶。

與在中國不斷得到強化的官本位現象相反的是，同一個星球另一端的人們早已開始了另外一種關於人生價值的社會評判標准的探索——官商二元化價值標准的高揚與實踐。在自公元八九世紀開始興起於地中海沿岸的商業城市的影響力不斷拓展的過程中，由商業文明鑄造的以自由平等契約為核心的商業精神在西歐中世紀通過獨特的權力斗爭方式，在王權與教權爭斗縫隙裡獲得了不斷發展壯大的機遇，並通過新教徒的親身實踐，譜寫通過忍欲、節約、冒險、創新的方式，為了社會的再生產及財富的增加而貢獻自己的一切，以達到死后升入天堂，成為“上帝的選民”這一新教基本教義的真諦。在最終成為“上帝的選民”的過程中，塵世中的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上帝的子民”。新教徒將從事商業活動與從事公務活動都看作死后升入天堂成為“上帝的選民”的平等階梯，將官商二元化價值標准作為實現人生理想的基本工具，並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在漂洋過海向北美新世界拓展的過程中，始終將其作為締結社會共同體的價值指針，並以對公共權力的嚴格制約、對憲政精神的積極遵守為配合，開創了百余年高速發展的自由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同時為西方社會在歷經一次又一次重大危機后繼續煥發出勃勃生機奠定了深厚的社會文化根基。

多元化的人生價值評判體系，因“公務員報考熱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現象而不得不中斷

六年前，筆者在給行政管理專業的大學生上課時，就未來擇業方向問題隨機對30個本科生進行了一次無記名測試。當時，筆者要求學生從專業方向、興趣愛好以及當今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等綜合角度出發，從規定的就業種類中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職業，並扼要地說明選擇的理由。筆者把就業種類劃分為四大類，一類是國家公務員，一類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一類是企業工作人員，再一類是其它。30個學生中，有8人選擇了未來當國家公務員，佔總人數的26.7%，其選擇理由主要有“收入與工作穩定﹔豐富個人閱歷﹔報效國家﹔專業對口﹔社會關系廣泛﹔工作輕鬆﹔福利好，有公假，可以旅游”﹔有3人選擇未來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其中2人為律師，佔總人數的10%，其選擇理由主要有“工作穩定﹔收入較好﹔個人興趣(做幼兒園教師)”﹔有8人選擇了未來做企業工作人員，佔總人數的26.7%﹔還有11人選擇了其它，其中國內讀研與出國留學有10人，自由職業者1人，佔總人數的33%。在四類選擇中，選擇出國讀研的比例比較高，其中一個原因與30名學生中上海生源的比例較高有很大關系，因為上海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形成了出國讀研的社會風氣。至於對未來擇業方向的期待問題，普遍的期待是收入高、工作穩定。

從此次隨機測試情況來看，大學生中存在的理想主義因素在減退，對個人利益與自我發展空間的追求展現了年輕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開始佔上風，其根本原因在於大學生受到傳統文化的約束因素在不斷降低，市場經濟的發展助推了個人自主選擇性的加大，社會利益與社會價值觀多元化進程客觀上為多元化的人生價值評判體系奠定了物質和思想基礎。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這一良好發展態勢以及由此而反映的事關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價值基礎重構之重大實踐，卻因“公務員報考熱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現象而不得不中斷和擱置。(本文系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包容性公民文化權利視角下統籌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研究》(12&ZD021)以及“復旦大學‘985工程’三期整體推進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11SHKXZD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

官本位“逆流”侵蝕社會生態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起，官本位問題就一直擾攘不已，朝野上下頗為關注，如今更烈。什麼是官本位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其實，直白地說，所謂“官本位”，就是整個社會以官場、官員階層為根本的價值定位，官方所好官員所好，便是社會所好民間所好。個人價值的高低，以官階高低為標准，官大權力大，官大真理大，唯官是從，唯上是從。官場內部按照這一定律運轉，非官場的整個社會，則是比照官場規則進行操作，以此確定各自的社會價值和地位。關於官場的官本位已經有不少人給予評說，這裡著重談談官場之外的官本位現象及其背后反映出來的迷思。

老師、學生都求官心切

學校本來是“育英才”的地方，是提升民族文化素質的重要陣地，但這些年在諸多負面因素的影響下，學校成了官本位理念的傳播地和試驗場。近年來，遍及全國影響海外的全社會公務員考試熱，其發軔地便是高校。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生生不息，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以考上公務員為職志，以讀書做官為標榜。一個中央部委的科員，竟然有將近5000人報考！更有甚者，本應以傳播和踐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基本價值觀的大學教授，為了在學校掙得一官半職，不惜趨炎附勢、卑躬屈膝、諂媚官員。南方某大學，一個處長職位拿出來公選競聘，竟然有五十來個教授去“競爭上崗”！有的在國外留學多年、獲得博士學位並且做了博士后研究回國的“海歸”，在國內重點大學工作，不去教書不去研究，直接去了行政管理部門，擔任副處長繼而“榮升”處長，自己樂不可支。

更有好笑之事：某年，某全國重點大學某系的研究生會換屆，當選者居然自己發布大紅海報，宣布“閣揆”及“內閣”組成名單！一個小小的系研究生會主席自比為“閣揆”，想象自己是內閣總理或者古代的宰相，姑且不說這裡對政治學、行政學常識的無知，其當官野心之膨脹、官本位理念之痴迷，也足可見一斑！難怪該校研究生院一位領導氣憤地說：他可能還想當“國務院院長”或者“政治局局長”呢！

在中學裡面，為了當上學生干部而對同學請吃請玩兼送禮的、“腐蝕”老師的，大有其人，大有其事。當年引發全國關注的湖北小學生“五道杠”干部事件，更是奇觀。少先隊干部，數十年都是一道杠小隊長、二道杠中隊長、三道杠大隊長，形成了制度，也形成了人們的認知習慣。但為了突出官上之官，湖北某地想當然地突破制度和習慣，設置了“少先隊總隊”，其“總隊長”佩戴的少先隊干部袖標是“五道杠”。此事一經披露，全國嘩然，輿論一邊倒地給予嚴厲批判，北京相關管理部門也給予了嚴厲批評。至於小學生自己印名片，黑體大字標注自己的官位(班長、文娛委員之類)不說，有的還在名片上標注“父親是副縣長”、“母親是教育局副局長”之類的文字，也是不乏其人。顯然，我們的學校，從大學到中學到小學，都浸染了官場習氣，都充斥著官本位理念的接受者、傳播者和實踐者，改革開放初期激蕩人心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壯志，已被唯利是圖的功利心所熏染變質。

社會組織、群眾團體扭曲成了“二政府”

社會組織、群眾團體本來是民間的，是對於官方組織和官方管理的一種補充，但在官本位的社會機制下和社會心理中，早已被扭曲成了“二政府”，成為官本位價值觀念的重要載體。諸多群眾組織和社會團體，基本都披上了官衣或者隱性官衣。正部級、副部級的全國性社團，正處級的省級社團，比比皆是。有的全國性學術社團，由於具有正部級的地位和待遇，於是不少官員往裡面鑽。相對於黨政官員，盡管社團官員沒有什麼實權，但畢竟能夠解決身份級別和待遇。原本是副廳的官員，到了一定年齡，晉升無望，於是通過關系到了某個全國性社團，當個秘書長之類，解決正廳職務和待遇。同理，正廳官員到了一定年齡，晉升無望，於是通過關系到某全國性社團擔任副職，以解決副省地位和待遇。不少省份的學術文化團體的負責人是所在省份的原省委或省府的領導人。

這些現象表明，即使所謂民間化、社會化的社會組織和群眾團體，也擺脫不了官本位的制約，甚至剛好成了官本位的載體，成了僅次於官府的“二政府”。好在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在對社會組織和群眾團體進行整頓，使其回歸正位，行使其社會職能和學術文化職能，但要徹底清除官本位的影響，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企業官場化，“企業家”官員化

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經濟力量。以發展經濟提供物質產品為責任，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是企業的原則。但我們的國企長期以來被劃分為各種官位級別，正部級、副部級企業，正廳級、副廳級企業，乃至正處副處正科副科級別的企業。規模越大，政府投入越多，企業級別越高，企業領導人的官位越大，至於該企業是否效益卓著，那就另當別論了。由於企業成了變相的官場，企業領導人不是現代企業家而是上級任命的官員，有時甚至就是根據某個官員的喜好而賞賜的烏紗帽，該企業的領導人自然不會把追求卓越、創造效益當作宗旨，不會對企業負責，不會對企業員工負責，而只是對上級負責，特別是對握有生殺大權的上級官員負責。這樣官場化的企業和官員化的“企業家”怎麼能夠引領企業進步從而推動社會發展！

由於我們整個社會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官本位的泥沼，泥沼上空迷霧陣陣，所以出現了一切向官看，以官員的是非為是非、以官場的標准為標准的種種亂象。某些企業領導特別是某些私企負責人，看似熱心社會公益，捐款捐物，修橋鋪路，其背后卻躍動著一顆想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心。有人不無尖刻地說，某些企業家的政協委員頭銜是捐款捐物捐出來的，固然可能有失偏頗，但社會上很多富人老板在經濟發達之后想方設法弄個一官半職，至少是搞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日常生活中，“九五至尊香煙”、“皇室麥片”、“潮庭(諧音朝廷)酒家”、“棕南海(諧音中南海)桑拿”之類的消費品或消費場所，其背后的價值支撐，無疑是官本位的理念，甚至是封建皇權理念。銀行貸款，公務員不論職級，起碼可以貸款30萬。某省一個副廳級官員，因為買房而向銀行貸款，銀行開始熱情洋溢，滿口答應的貸款額度也很高。沒過一月，該官員被組織派到大型國企擔任黨委書記，級別未變，收入比原來增加，但銀行馬上變臉了，明確說，你現在是企業啊，不是公務員，不是省廳的領導了，不能按照原來的條件和額度貸款給你。

在社會地位劃分方面，從官方到民間，習慣以官場的官階為換算單位。某省曾經以省政府文件方式表明：教授相當於處級。某省某所省屬重點中學辦得很好，省裡有關部門認為該校校長貢獻大，而省屬重點中學也僅是處級單位，故特意安排該校長挂任該省某大學的副校長，不用去上班，仍在原中學工作，但由此具有了副廳身份和待遇。我們的組織人事部門就是這樣來衡量人的貢獻並給予相應“獎勵”的。

綜上可見，官本位的價值理念，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集體無意識，成為我們的文化下意識。這樣一種官本位的價值觀，顯然與現代社會的價值理念截然相悖，應當給予清理，並通過現代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理念的建設，予以矯正。至於官本位的思想文化淵源，早則源於封建社會的權力崇拜和個人獨斷，近則來自計劃經濟體制的絕對權力對於社會資源的全面控制，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要破除官本位的社會迷局，要超越官本位的錯位迷思，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的前提下，在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下大功夫，花大力氣。

(作者為中山大學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導)

人被“官化”軌跡審視

三重視角解析官本位本質

作為一種世界觀，官本位是傳統觀念中的基本價值取向

官本位作為一種世界觀，是我國傳統觀念中的一種基本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其對我國農耕時代的士、農、工、商等行業所進行的價值規范上。我國農耕時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了社會分工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細，因為有限的經濟剩余隻能滿足有限的社會發展，而有限的社會發展又隻能衍生出有限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由此，士、農、工、商就成為農耕時代我國社會最主要的分工類別，而由其所決定的職業分工也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幾大主要的職業分類。

由於每一種職業都隻能構成整個傳統社會的一個環節，因而從事某一種特定職業的人也隻能以自身的立場去認識自己所面對的社會存在，這便使得從事特定職業的人們彼此都將對方當作了一種特殊性的存在。因此隻有對傳統社會中的士、農、工、商等進行了社會規范，統治集團才可以對社會進行有效統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有規范標准。那麼，什麼樣的現實存在最適合充當這種規范標准呢？在統治集團看來，統治集團自身的存在就最有理由成為這種特定的規范標准，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由於統治集團就是官僚集團，而官僚集團又更靠近權力、名譽、金錢、知識和地位等，因此，作為官僚集團的“士”便在社會地位、名利、社會資源掌控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必然要優於作為普通民眾的農、工、商等行業的從業者。不僅如此，普通民眾一旦成“士”而為官后，就能夠從根本上改變自身原有的社會地位，直接“為民作主”，成為“民”之主宰，甚至成為“民之父母官”。這樣，“統治集團本位”就必然導致“官本位”。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等理念在我國傳統社會中不僅成了勵志格言，更成為了一種公認的價值判斷標准。

確立“官本位”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一種價值判斷標准，意味著我國傳統職業分類有了共同的評判尺度，意味著我國傳統社會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礎和認識基礎，意味著我國傳統統治集團的社會統治逐漸走向規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作為一種實踐趨向，官本位是傳統社會普遍的形而上追求

官本位作為一種實踐趨向，是我國傳統社會中絕大多數民眾的一種形而上追求。這主要體現在傳統社會中普通民眾往往將自身存在的價值同做官的規范性預期進行分環勾聯。

當官是傳統社會絕大多數民眾孜孜以求的目標。因為當了官，就能夠“仙及雞犬”、光宗耀祖、衣錦還鄉，就能夠改變現狀、告別落魄、受人尊敬。正是這種當官前后境遇的天壤之別，引得無數人為之奮斗。但是，“難當官”確也是諸多“田舍郎”必須面對的現實。在傳統社會中，社會資源的匱乏和分配不均造成了普通民眾向上流通的渠道極其有限。

“處江湖之遠”的人要“居廟堂之高”，至少要付出如下幾方面的艱苦努力：第一，要經歷“十年寒窗苦讀”﹔第二，要能從各層級的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第三，要經得起統治集團的各種考驗﹔第四，要能夠掌控並促使各種偶然性向規范性預期發展﹔第五，要能夠管理國家，維護統治秩序。對於夢想當官的“田舍郎”而言，要麼歷經前述所有磨礪和考驗，要麼冒著“思想狂徒”或“亂臣賊子”而被殺頭的風險，實現預期。

由此可見，無論通過哪種途徑，對於普通民眾而言，當官都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因為其中的環節太多，且每一環節都包含著諸多的偶然性。稍不留神，所有的努力都會付諸東流。因而在絕大多數普通民眾那裡，失敗似乎是必然的，而成功卻好像只是偶然的。於是，便造就了當官的事實性存在與可能性存在之間的極大反差。能夠當官的事實性存在只是向可能性存在展示的一種形而上學。“居廟堂之高” 或“登天子堂”的事實性在數量上遠遠少於可能性，由此從可能性通向事實性的道路便成為一座 “獨木橋”，而越是這樣，當官就越隻能表現為一種形而上學，並體現在傳統社會普通民眾的實踐趨向中。

作為一種文化，官本位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官本位作為一種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主要體現在由傳統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官僚集團所掌控的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中。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官僚集團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生產者和掌控者。而官本位本身就是由統治集團所生產的、用來統治民眾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肩負著這一職責的官本位至少承擔著以下三方面的文化責任或社會責任：第一，使民眾等級化，並通過這種等級化來制造普通民眾對專制權力的崇拜﹔第二，使社會格式化，並通過這種格式化來促進傳統社會的整合﹔第三，使社稷條塊化，並通過這種條塊化來維護傳統國家的穩定。因此，在統治集團那裡，官本位必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價值和底蘊。

官本位本身就有一套文化建制。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既具有傳統文化的外在形式，又具有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它的外在形式是通過其特定文化邏輯來呈現的。主要包括：“升官”的制度安排、“為官” 的游戲規則和“去官” 的程序架構等。它的文化內涵是通過其特定的存在和發展的歷史來體現的，而這種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又反映了官本位自身演變的軌跡，反映了它對歷史文化的規定以及它對特定時代的人的規定。

官本位本身的演變、發展軌跡就是人被“官化”和官被“人化”的過程。人被“官化”，表明官本位既規范著已經被“官化”的“官”，又規范著可能被“官化”的民。因此，無論是“處江湖之遠”，還是“居廟堂之高”，“官”都成為一種目標指向，都成為一種實踐趨向。官被“人化”，表明“居廟堂”者的為官態度、處世方式、認識理念和實踐策略等所具有的發展趨向，也表明了官僚集團的統治態度、處世方式、認識理念和實踐策略等所具有的發展趨向。官本位對歷史文化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它把社會歷史變成了政治歷史、統治歷史和專制歷史上。官本位對文化歷史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它把文化變成了官僚文化、利益文化、等級文化和權力文化上。官本位對特定時代的人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它把人變成了國家機器裡的一個環節、一個鏈條。本來，並不緊密的傳統社會關系只是體現著一種自然聯系，但是，在以官本位作為意識形態的傳統國家機器裡，每一個人則都成為其他人的中介和環節。

官本位在我國傳統社會裡有其深厚的土壤，要破除其存在及影響，就必須從根本上消解其存在基礎。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步確立，隨著社會就業方式、生活方式、組織形式的日益多樣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官本位賴以存在的各種社會基礎正在逐步被消解，其所產生的影響也正在逐步削弱。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它有時還很活躍，甚至在特定場合下還很有市場。因此，破除官本位，我們既不能急於求成，也不能盲目悲觀、無所作為，而要先客觀全面認識其本質，再想對策去徹底消解其本質存在的基礎，直至最終實現破除官本位的目標。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中國“官癮症”根源拷問

在中國歷史上，為了皇權政治核心價值觀的實現，不論是採取激勵的方式，還是制定科舉制考試的規則，都大大提升了官本位的地位。在當時，隻有實行官本位，才能實現對整個社會強有力的管理。隻有強調官的權力，才能提升社會管理的強度。所以官本位作為傳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延續幾千年，直至今日依然存在。這在歷史上曾經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則帶來了巨大的負面效應，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政治開明和經濟發展。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歷史上，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很有限，農耕時代的經濟發展水平嚴重制約了社會進步，而官本位思想則恰恰適應了這種經濟發展水平。而在如今西方發達國家，則是有本事的人走向社會，沒本事的人才進政府。在政府工作，隻要循規蹈矩，就可以勝任。所以政府始終處在社會管理的被動局面，很難有積極主動的改革創新。因為它平穩地掌握著治理社會的法律、制度、規則。

為什麼中國的官本位思想如此嚴重？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一，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局限。越是在經濟水平較差的地區，官本位思想越嚴重。作為處在后工業化時代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也正因此，導致官本位思想久居不散。二，集權化的政治體制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根本原因。三，傳統政治文化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土壤。官文化的核心即官本位文化。四，思想觀念還比較落后。至今我們還不能從儒家學說中擺脫出來，依然稱之為“國學”，被奉為我們國家的核心主體文化。

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須放棄儒家的官本位思想

第一，進行制度改革。中國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我們的制度包袱沉重。在集權化政府體制下，我們總是強調政府是萬能的，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管。這種管法是催生官本位現象的強勁動力。隻有從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難題。

首先，政府的很多權力要回歸社會，退到守夜人的身份，使我們的政府成為“有限的政府”，該管的要管，不該管的千萬別管。但是這種改革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直接觸及了政府官員的利益。利益問題是政府放權的最根本障礙。

其次，最嚴重的問題在於，政府官員誰進誰上，是由政府說了算。這是官本位的核心問題。現在大家為什麼擠破頭要進政府，就是因為政府權力無限大。政府人事改革、干部的任命問題，尤其是主要官員的上與下、進與退，沒有形成嚴格的制度化、法制化，沒有規范這種權力。這就造成了社會上的一種想法：我隻有進政府當官員，才能獲得最多的權力。

第二，發展經濟是破解官本位的重要舉措。經濟發展水平上不去，政治開明程度就會受影響，社會進步就會受到局限。比如我國東部省份特別是沿海地區的人，身處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官本位思想就比較淡化，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是把進政府做官當做實現人生價值的首選，而是選擇到社會上去打拼，創一番自己的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多元化的個人發展，是社會進步的一大標志。相反一些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大家首選進政府。甚至有些理科博士，畢業后也要去政府做官，對教育資源來說是極大的浪費。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曾經說過：“現在很多人都想進政府工作，說明政府是腐敗的。”我覺得我們應從這句話中得到啟示，有所反思。

第三，在政治文化中，我們對儒家文化崇拜有加，但是沒有批評性地繼承和揚棄式地發展。可以說，官本位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禮制”和“人治”的思想體現。“學而優則仕”是儒家文化的名言，倡導優秀的人隻有進政府為官，才能實現人生價值，獲得社會尊敬。魯迅在《學界的三魂》中曾經說過：“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而“做官”就成為“中國學界”三魂中的第一魂。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儒家文化適應的是兩千年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政治背景，在那個時代，儒家文化起到了輝煌的作用。但是今天來看，我們的社會發展如此迅速，又正面臨著國際化的沖擊，面對儒家文化，必須做出客觀理性的選擇，既要批判，又要繼承。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須放棄儒家思想中的官本位思想。

文化改造如何實施？首先，應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梳理，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其次，文化一定是一個人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最關鍵的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官本位核心的文化基礎。我們應該從改變制度文化著手，推動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

(作者為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官本位怪儒家是“孫子有病爺吃藥”

將官本位的根源或文化根源歸結為儒家都是不准確的。當前的官本位現象並不是因為有儒家影響而變得嚴重，辛亥革命前儒家影響是正統官方意識形態，那時的官本位遠不如今天嚴重。將官本位或任何現實問題歸之於儒家或傳統文化都不能直接幫助解決現實問題，某種程度是孫子有病，給爺爺吃藥，甚至是給死人喂藥。但是現實問題不好直接講，就有點借古喻今，這當然也有點幫助，但是不重視基本的事實，沒有基本的歷史知識就高談闊論，實在無益，還助長了華而不實、虛而自滿的風氣。

所謂儒家概念相當復雜，儒家與權力結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不同時期儒家思想特點不同，孟子及新出土的竹簡都有批評和限制君權的內容。儒學或儒家的概念太大、太空泛。有人將之厘為官方儒學、民間儒學以及儒家哲學，或可參考。

從大處說，辛亥革命以前的社會是儒家社會，因此這幾千年中發生的一切都可以與儒家聯系起來，所謂官本位，所謂專制，所謂貪腐都可以和儒家傳統扯上關系，而文天祥、史可法、岳飛也可以歸之於儒家。不做深入分析，不從事實出發，這種聯系未必符合事實，很容易想當然地說話。那時中國人沒有人不算儒家的。

儒學如果從思想理論的角度講，的確也有利於中央集權，尤其是漢代以后、特別是宋明以后的儒學。但儒學思想家多不以做官為首要，當然他們要實現自己的道德和社會理想，往往要進入權力機構，這種關系比較復雜。其實，傳統社會中批判集權或官府的也都是儒家中人。

是社會現實決定了人們的價值觀念的變化，還是人們的價值觀念決定了權力結構？從短期看顯然是前者，從長期看，也很難說后者是正確的。

克服官本位，首先是社會管理目標、方法和結構的改變，批判儒家毫無直接有益影響。無論提倡還是批判儒家都不能有效解決官本位的問題，至多是一種助緣。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從官本位到民本位：路徑與選擇

胡錦濤總書記在“7·23”講話中強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通過擴大公民參與來發展人民民主，並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要達此目標，從制度機制和思想文化上鏟除“官本位”現象的殘余極為重要。

所謂“官本位”主要有兩重含義：一是指以官員的意志和利益為軸心的資源分配方式和社會權力結構﹔二是指以官職的有無與大小作為衡量人的價值的主要標准。“民本位” 相應也有兩重含義：一是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權力是由人民賦予並用來為人民服務的國家體制﹔二是指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滿意不滿意是衡量官員的主要價值取向。顯然，堅持“民本位”是我們黨的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

認清“權力是誰給的”這個根本問題

我們黨執政已經60多年了，但對於有兩千多年封建傳統的中國來說，要用先進的“民本位”的政治文化取代腐朽的“官本位”的思想影響，引導人民群眾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轉變觀念非常重要。要圍繞“權力是誰給的”這個根本問題，樹立“權為民所授”、“權為民所用”的觀念。在官民關系上，實現由“主人”向“公仆”、由“家長”向“兒女”的轉變﹔在權責關系上，實現從“重權輕責”向“慎權重責”的轉變﹔在“當官”與“發財”的關系上，實現由“升官發財”到“當官別發財、發財別當官”的認識轉變。而且，對於領導干部來說，最重要的不僅是口頭上承認這些。即使我國封建時代的思想文化著述，也沒有誰公開宣揚過“以官為本”，沒有任何朝代宣布要實行“官本位”制度，有關“民本”的言論卻很多。如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尚書》中說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等。

官本位最集中的表現和最致命的危害，就是當堅持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與掌握他命運的上司的意志相悖時，他會為了自己的仕途而放棄后者，也就是放棄了自己的職業操守。因此，必須堅持“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把那些“雙重人格”的領導干部換下來，用那些堅持黨的宗旨意識、真正確立了“民本位”觀念的干部頂上去，才能保証改革的健康推進。

領導干部的特殊待遇要從體制機制上去除

“官本位”觀念至今仍有市場，是和人們羨慕一些領導干部的社會地位和特殊待遇分不開的。這就是所謂“身份性消費”，也就是說消費權利因人而異，具有專屬性，必然遭致普通群眾的不滿。作為蘇共掘墓人的葉利欽，當年就是靠打著反腐敗、反特權的旗號，贏得了人們支持的。新中國成立后，也仿照蘇聯對領導干部建立了住房分配制度、“特供”制度、醫療保健和療養制度等相應的待遇，但並未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經過戰火考驗的理想主義的一代，大都嚴於律己、公私分明。但也必須看到，在經過幾代的傳承后，有些新提拔的領導干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感情都淡漠了，各種特殊待遇卻保留甚至還膨脹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領導者決定干部升遷的情況下，為領導服務的質量，是一些“行政主管”獲得晉升的主要手段。

我國領導干部的特殊待遇產生於戰爭年代保障擔負重要責任者的需要，也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有關。而且，越是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公職人員的收入就顯得越穩定、越有優勢，“官本位”意識也越濃。東部沿海地區的餐館招呼客人多稱“老板”，而西部不發達地區多稱“領導”。要克服“官本位”，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縮小社會分配差距。其實，在一些物質生活資料豐裕、各種消費服務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官員一般都沒有公家提供的住房、公車、保健醫療，其待遇體現在足以保証其過上體面生活的薪酬上。而社會的普遍富足，也使官員的收入並不突出。因此，隨著我國人民財產性收入的提高和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領導干部排他性的“身份性消費”會逐步減少，貨幣性消費會逐漸增加。

實行“官位”開放，變“官本位”為“官本分”

在權力仍然缺乏足夠的制約監督的情況下，當官掌權便成為了“快樂當中最快樂的享受”。可以說，“官本位”的本質是“權本位”，是對權力運用、濫用、享用的崇拜。因此，消除“官本位”最有力的措施就是要加強對公共權力的制約與監督。

在上級機關甚至領導者個人選拔干部的現象仍大量存在的情況下，由於“官帽”不是人民群眾給的，能否升遷也不取決於一般群眾，要求領導干部都有很強的公仆意識是不現實的。因而跑官、要官甚至買官、賣官現象屢禁不絕也是不奇怪的。實行“官位”開放，進行公開選拔、公開競選，實施“民”可以考官、罷官，從體制層面真正把“官帽”、“官運”交給人民群眾，就必然能將民畏官變為官畏民，從“官本位”變為“官本分”。

堅持依法行政，不斷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質量

要鞏固從“官本位”到“官本分”的轉變，除了要以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來制約官員行使的公共權力，還要通過分權制衡的方式以權力制約權力、以責任制約權力、以程序制約權力。

大量事實証明，偶發的群體性事件，多數與干部不良作風分不開﹔惡性群體性事件，主要與司法不公和執法粗暴相聯系。而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一般反映的都是制度不公或背后的腐敗問題。因此，“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含義是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權”，而非依法治“事”。很多官民糾紛都源於政府職責混亂。

有人說，現在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越來越看不見﹔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越來越閑不住”。政府與其他市場主體爭奪利益，就喪失了主持公正的能力，也會形成干擾司法的權力。因此，要使各級政府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民生型政府。政府的行政行為，也要由側重於審批向更加重視服務轉變，這是消除產生“官本位”意識的制度根源。

激發社會活力，拓展人的價值實現途徑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曾出現兩次公務員下海經商熱，最突出的一次就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我們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時。后來很多“下海”者又“上岸”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創業環境發生變化，很多創業者感到與當公職人員相比已不佔優勢。進入新世紀后，有的省又提出“個人創家業、能人創企業、干部創事業”的口號，掀起了新一輪的創業熱潮。實際上，尊重社會多元，倡導自主創業，拓寬人們獲取物質財富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渠道，這是消除“官本位”的必由之路。

要通過制度設計，使一切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環境。公務員和非公務員之間，也要創造進行職業身份轉換、人員交流的條件，包括教授可以中途從政，官員也可以轉行教書﹔民被選上是官，官員落選就當民，退休后的待遇也相互接軌。

當公職人員不再成為一個穩定的、終身性的、有自己利益的特殊社會群體，無論對於增強公務員隊伍的活力和能力，還是對於消除“官本位”意識的影響，確立“民本位”的觀念，都是有益的。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尚需時日，但有步驟地、漸進地進行這方面的改革，還是完全可行的。

(作者為紅旗出版社原副總編輯)

終結官本位：從權力崇拜到以人為本

官本位奉行的原則是權力至上，而權力至上影響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傳統社會是權力社會、官本位社會，“學而優則仕”。現在有個很重要的變化擺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社會越來越重視能力：我們強調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強調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強調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強調競爭上崗，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強調由應試教育走向素質教育。社會越來越要求我們憑自己的努力奮斗、能力發揮、業績貢獻來配置資源，確立地位，實現價值。也就是說社會越來越重視能力的價值。

雖然這裡都強調力量，一個“權”的力量，一個“能”的力量，但這反映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根本區別：傳統社會圍繞著權力做文章，現代社會圍繞著能力做文章。這也是產生中西方社會發展差距的一個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會的制度安排、文化設計主要圍繞著“能力”來做文章，我們中國發展的步伐比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制度安排、文化設計多圍繞著“權力”做文章。一個力量的來源是“權”，一個力量的來源是“能”，都強調“力”，但來源不一樣，這就拉開了中西方社會的差距。

有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遇到了這樣和那樣的障礙，但最根本的障礙是官本位。

我們先來分析“官本位”如何影響人的全面發展。“官本位”並不反對人們做官，如果做官是為了做事，那麼老百姓希望他這個官是做得越大越好。當年鄧小平剛剛復出的時候，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說他出來，要麼是做官，要麼是做事，但他是為了做事。鄧小平復出做什麼事呢？主要是實現黨的工作重心大轉移，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官本位”實際上意味著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不擇一切手段。顯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則是權力至上，而權力至上是影響人的全面發展的深層障礙。

權力至上產生的第一個落后現象就是等級。在西方發達國家，等級也是存在的，不過中西方社會面對等級所採取的態度不大一樣。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強調自由、平等、博愛來淡化等級，但是，我們中國的傳統社會，在某些方面實際上是在強化這個等級。我們總是從人們之間的身份差異、地位差異來看待一個人、對待一個人。農民手中沒有權力，社會對農民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1978年以前，我們叫“農民伯伯、農民叔叔”，但是后來稱呼降格為“農民老大哥、農民兄弟”，再后來又降格為“農民工、打工仔”。從這裡可以看出來，有沒有權力確實不一樣。

權力至上產生的第二個落后現象是人們之間有人格依附關系。這使我想起1991年我在做縣委副書記時的情景。那個時候，我更多要求下屬聽話服從，但對下屬的基本需求、合法權益、獨立人格、創造個性卻漠不關心。我們常說：“你是我的人，你是我提拔起來的，一切都要聽我的。”你看，在這裡，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人格依附關系。

權力至上產生的第三個落后現象就是對上負責比較容易，對下負責有時候不大容易。我們的前途命運往往掌握在上級部門手中，當然要對上負責了，而沒有掌握在下級、群眾手中，所以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就出現了“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話難聽”的現象。這種權力至上扭曲了人的人格，怎麼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呢？

消除官本位、貫徹落實“以人為本”三個思路

“以人為本”是黨的執政理念，是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指導方針，也是我們各項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則，所以每一個公民在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當中都擔當重大職責。但是，在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這樣和那樣的障礙，主要是思想認識障礙、觀念障礙和體制障礙。圍繞這三大障礙，這裡提出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三大思路。

一是辯証處理幾種關系，清除思想認識障礙。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之后，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出現了這樣那樣的模糊認識，而這些模糊認識不澄清，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就會遇到思想認識障礙。有人說“以人為本”是西方“人本主義”的口號，我們最好不要講“以人為本”，因為這樣很難與西方人本主義劃清界線，所以最好講“以民為本”。這屬於模糊認識。因為這個認識沒有弄清楚我們講的“以人為本”和西方“人本主義”的區別和聯系。二者的共同點可以概括為“人人平等、尊重人權、尊重個人”這三個方面﹔但它們還有兩個根本區別：西方“人本主義”講“以人為本”，主要是從目的的角度來講的，人在社會當中只是目的，不是手段﹔而我們所講的“以人為本”是從手段和目的統一的角度來講的，我們既要講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人”是目的，同時也講中國的發展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人”又是手段。也有人說我們現在講以人為本為時過早，我們經濟水平還達不到那一步，步子走得太快了。我在調研中了解到這種認識還是很多的。有一位區委書記說：“在中央沒有講‘以人為本’之前，我什麼都敢干，說拆遷就拆遷，說賣地就賣地，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我什麼都不敢干，我脖子上架了一把刀啊。”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是這裡也存在一種模糊認識，就是沒有處理好經濟發展和“以人為本”之間的關系，沒有處理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人為本”的關系。

二是樹立“以人為本”的政績觀，消除觀念障礙。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領導干部在其中擔當重大職責。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意思是，有什麼樣的政績觀，就會有什麼樣的領導干部，正像高考的分數是考生的指揮棒一樣，政績觀是領導干部的指揮棒，所以樹立政績觀對貫徹“以人為本”起著關鍵性作用。我們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政績觀，把人本理念引入政績觀當中，通過這個政績觀來貫徹“以人為本”。如何設計“以人為本”的政績觀呢？應當主要考慮六大指標體系：一是消除貧困﹔二是合理轉移農村的富余勞動力﹔三是妥善安置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下崗的失業工人﹔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保體系﹔五是保障婦女的平等權益和地位﹔六是適度縮小城鄉、地區、行業在分配上的差距。

三是推進制度創新，消除體制障礙。鄧小平說，“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我想這個道理對貫徹落實“以人為本”也是一樣的。要真正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制度創新、體制創新是關鍵。我們現在的社會運作體制有一個特征，即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社會運作體系。我們的資源配置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越有資源，越往農村越沒資源﹔我們的信息也基本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面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往基層信息越不透明﹔我們每個人能不能進步，一定程度上與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關﹔解放思想也有一個自上而下的問題。“以人為本”也有這個問題。

傳統型政府，我歸結為是一種“管制型政府”，政府有權力、有資源，是管人的，而下面的老百姓是要聽從政府安排的。這種“管制型政府”對貫徹落實“以人為本”是有一定阻力的，因為政府是管你的，不是服務於你的。所以黨中央提出一個思路，由“管制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通過公共服務型政府來實現政府職能與政府管理體制轉變。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職能，我理解為“政府搭台，民眾唱戲”，就是政府主要為民眾發揮自己的能力提供平等的機會與平台、政策與規則、管理與服務。政府職能是搭台，民眾是唱戲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本理念就比較容易貫徹落實了。所以，要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首先在於政府管理體制的轉變，而這個轉變落實到政府職能上來，就是把我們的政府建設成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

(作者為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教授)

爵位官位的歷史沉浮

“官”與“爵”的沉浮

西漢時期，人們最大的追求是獲得封爵而非官職

秦代建立了帝制，百官都必須向皇帝效忠，而且百官處理的一切事務都由皇帝行使最終的裁決權。不過，秦代建立起的這套官僚體制，到了西漢初年，發生了一些變化。

由於周代傳統的影響，漢初功臣們“封邦建國”的意識依然較強，而且建國過程中劉邦聯合了東方六國的貴族，貴族對於封爵和土地的要求也因此影響到了劉邦手下的“革命隊伍”。為了鞏固統治，劉邦對於功臣要求享有爵位和佔有封地的要求也予以滿足。

不但如此，就連朝廷的官僚隊伍也受此影響，其中地位最高的官職——丞相，照例都要由列侯擔任，而由開國功臣轉化而成的世襲貴族便靠著這一“慣例”把持了官僚制中的最高職位，官僚制也因此帶上了貴族制的色彩。故此，西漢建國后的幾十年間，人們最大的追求是獲得封爵而非官職。那位具有悲劇色彩的英雄“飛將軍”李廣，一生最大的追求便是封侯，但因為種種緣故始終未能如願。

到了漢景帝、漢武帝時期，皇帝和貴族們的勢力此消彼長，貴族中的最大群體——開國功臣及其后裔或因觸犯國法而被剝奪爵位，或因無子嗣而使爵位無法承續，貴族制存在的現實基礎已經非常薄弱。同時，漢景帝與漢武帝逐步推行“強干弱枝”的策略，使地方貴族在軍事與經濟上均無力與中央抗衡，貴族制的物質基礎也無法得到保障。

在這一前提下，從漢武帝開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得到很大的發展。根據班固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的記載，西漢朝廷中新增的官職，絕大多數都是在漢武帝時期設立的。另有一些原本地位與職權不高的官職，也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因其與皇帝聯系密切、深受重視而成為顯要之官，最明顯的就是原本擔任文書收發傳遞工作的尚書。此官職本來地位低微，且因為要傳遞文書到禁中，有時也任命宦官擔任此職(稱為“中尚書”，簡稱“中書”)，后來竟被大臣視為“百官之本”。在皇帝的主導下，強化官僚制對政治的影響力，擴充官僚隊伍，是官本位得以建立的“第一推動力”。

當然，對爵位的要求並不會因為一兩位皇帝的引導而止息。對此，漢代的皇帝也因勢利導，漢武帝還“發明”了一項新的政治原則：以前是隻有列侯才能出任丞相，到漢武帝元朔年間，公孫弘以無爵之身拜相，漢武帝為他授予爵位，因此開創了拜相者可以封列侯的新規矩。

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可以說是官、爵兩種體制碰撞中的重要事件。如果說西漢前半期的官僚制是受到貴族制浸染的，那麼漢武帝創立的這一新規則是以官僚制改造貴族制——將官僚制作為基礎，而把貴族制劃為官僚制的附庸。由“得爵而得高官”變為“得高官而得爵”，二者的地位完全對掉。

這本身是一個政治體制上的變化，而帝制中國的現實，卻讓這一官僚體制壓制住爵位體制的轉折成為一種社會性的變化。

漢唐之間：扭捏登場的官本位

地方大族到中央做官，地方社會被抽掉脊梁，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會落腳

官僚制成為帝國政治的核心，在西漢時就已初露端倪，但爵位體制並未因此而黯然謝幕，相反，在之后的近兩千年中，它依然存在。那麼，官本位又是如何成為社會的一種共識的？

漢武帝以后，在政治體制中，官本位基本確立，但其影響基本隻限於政治領域，對社會的影響並不甚大。究其原因，與當時的社會治理方式有關。

當時，帝國的官僚制隻到縣一級，而縣以下的基層社會管理多由當地的名望人士或耆老們支配，他們是百姓生活中常常得見的地方主角，他們對於社會、政治的理解和傾向也成為當地的共識。因此，體制中的官僚們對於普通百姓而言若有若無，談不上十分關心，更談不上欲成為其中的一員了。

變化就發生在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時代。曹魏建立之初，就推行了“九品官人法”，由朝廷派出“中正”在地方上選拔人才，再由朝廷依照中正評定的品第授官。這一制度，歷來被認為是地方大族控制選官、持續進入官僚隊伍、鞏固家族地位與社會影響的工具，這一說法並不全面，在此筆者也不打算對此問題進行詳細討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確有很多大族人士借助九品官人法成為官僚隊伍的新成員，也有很多地方大族成為世代為官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說，九品官人法有如《三國演義》中鐵鎖連環船的戰術一樣，將地方的主宰大族與官僚隊伍“綁定”為一個固定組合，大族成為官僚的固定來源，官僚則成為大族成員可預見的未來身份。

這種組合出現之后，經歷了幾百年的政治整合，到了南北朝時期，南北都不約而同地以強化中央集權為目標，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使地方大族更大規模地走向官僚化，並用各種方式使他們離開故土，到中央地區定居。大族官僚化的程度加深，使大族成為官僚制中的一分子，大族中央化趨勢的出現，使大族對地方的支配力減弱，這樣一來，地方社會被抽掉了脊梁，隻能成為官僚體制下的被支配者。當這一過程完成，“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會落腳，向官僚看齊，才成為全社會的渴望。

官本位的歷史評判

一方面突出政治權力無所不能，一方面鉗制儒生之外的“四蠹”，結果隻能是官本位盛行

如前所述，既然官本位的建立過程與皇帝的干預、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有著直接關系，那麼，官本位是不是可以視為所謂“君主專制”的產物？換言之，官本位究竟是一種歷史發展中的正常現象，還是“君主專制”下的畸形產物？

帝制中國時期，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力盡管時有逸出官方控制范圍的情況，但大體都被籠罩在政治權力之下。完全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經濟影響力與文化感召力並不存在。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成為左右一切的力量，而政治權力的具體化身——皇帝與官僚，也就成了全社會的支配力量。

這一事實是如此清晰，但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卻相對較為隱晦。為何政治權力要對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力進行壓制與控制？產生這種“唯我獨尊”意識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韓非子有一篇著名的政論文章《五蠹》，文中將儒生、游俠、縱橫之士、依附豪門者與工商之徒並稱為國家的五類蠹虫。這一觀點，可以說是此后帝制時代對經濟和文化影響力進行抑制的思想前驅，秦漢以后的政治實踐，除了打擊儒生的這一條，其他的基本落實了韓非子的倡議。可以說，一元化的、突出政治權力“無所不能”的“神力”，與鉗制儒生之外的“四蠹”是造就官本位的兩手，一手壯大自己，一手打擊異己。

韓非子將“五蠹”作為國家敵人，原因就在於他認為這五類人既不能為國家從事生產(耕)，也不能為國家冒死前驅(戰)，因此應該清除。在戰國后期，這一理論能夠為各國特別是強大的秦國所接受，因為當時的首要任務是“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如何“治天下”，“治天下”時韓非子的學說是否還適用，就當另行考量。

檢討韓非子之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實際狀況是，無論是秦代皇帝還是漢代君主，都將在經濟與文化上影響力較大之人視為隱患，因此秦漢有遷徙豪富之徒、打擊工商之民的舉措，漢魏南北朝有對道教與佛教的限制與強力禁止。究其原因，是因為經濟與文化影響較大者在社會上爭得了眾人的關注、推崇與依附，而眾人的追隨很可能使經濟與文化力量轉化為政治力量，並成為現行政權的敵手。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再是“蠹虫”那麼簡單，而變成了潛在的洪水猛獸，故而必須打擊﹔即使其存在，也必須在官僚體制可控制的范圍之內。這是為了帝王們的安全，而如此做的結果，便是政治權力一頭獨大。

由此，我們才真正了解，君王們治天下時未曾真正下馬，隻不過是將坐騎喬裝，將刀槍改裝，並挂出一塊牌子——“下馬治天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美國官員沒“好日子”過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他1996年出版的《治理中國》一書的第一版中，就注意到了中國獨特的官本位現象。他對英文讀者說，由於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存在官僚體制，中國社會的特點是所有的職務都與官僚等級相挂鉤，例如一家醫院、一所大學、一個研究所都可以是不同級別的。根據一般定義，官本位是指根據官位來衡量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而從事非政府官員職業的人則參照官位來衡量其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用此定義來衡量，總的來說，官本位在美國是不存在的。也因為此，在英文詞典中找不到官本位這個詞。

美國沒有永久性的政治官員

美國之所以難以形成官本位，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在美國沒有永久性的(這裡指職業生涯的永久性)政治官員。美國總統是大選產生的，每四年選舉一次，從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建立起一任總統最多連任兩屆的先例起，除了特殊情況(二戰期間的羅斯福總統)外，當選的總統任期最多隻有兩屆。總統以下的聯邦政府官員，除文官系列的官員之外，都由總統任命、參議院批准，所有這些官員都與總統共進退。換言之，如果總統卸任，所有官員都會面臨“失業”和重新找工作，除非下一任總統保留某一官員的職位。后一種情況雖然存在，但非常罕見，尤其是在來自不同政黨的總統之間。此外，總統也會在他任職期間，調換某些官員的崗位，特別是在總統的第二任期，相當大部分的官員都會離任。一位在美國國會實習的大學畢業生曾告訴本人，他的父親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當時賦閑在家，因為在小布什政府之下，他沒有機會繼續當官，隻有等待下次來自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再度當選。

思想庫是官員的蓄水池

除了人們熟知的“旋轉門”制度外，在美國另一個政府高官的來源是美國思想庫。美國總統經常要從思想庫中選擇高級政府官員，思想庫也因此成為美國官員的“蓄水池”和離任后的暫時落腳點。例如裡根總統在兩屆任期內，從幾個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和企業研究所共吸納了大約150名專家進入政府。小布什政府的副總統理查德·切尼，曾經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副總裁。而在民主黨方面，卡特總統曾從布魯金斯學會和對外關系委員會中吸收了大量人員充實到他的政府中，其中來自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著名戰略家茲比格紐·布熱津斯，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試想，如果官員的任職並不是永久性的，大多數人的官場生活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一般僅是一個短暫的時期，那情況也就是“風水輪流轉”，你今天是官員，明天就可能不是﹔你今天有權力，明天就可能失去。官員和非官員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因此沒有人可以居官自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用官本位來衡量自己的社會價值，那隻會受人恥笑。

官員及其子女都不享有特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美國基本能夠得到貫徹。克林頓的女兒在克林頓任總統期間曾因酗酒被拘留﹔2007年6月小布什總統的侄子也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公共場所因酗酒被拘留，並被關進崔維斯郡監獄，稍后以2500美元獲得保釋。事實上，美國高官的子女很少從政也反映了美國不存在官本位。如果看一看產生過一位總統和司法部長的美國最顯赫的家族肯尼迪家族就會發現，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於2009年去世之后，在整個肯尼迪家族，僅有他的兒子帕特裡克·肯尼迪還在擔任公職——羅得島州眾議員，而他也在2011年1月任期結束之后，不再參加競選。此外，美國的所有官員必須接受監督，這包括財產申報。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和議員，每年都必須申報財產，而且普通百姓可以在每年的一定期限內，查看這些記錄。所有官員和議員還要接受利益集團、媒體和公眾輿論的監督。因此，如果一個官員擁有額外的房產、收入或從他人那裡接受的好處，在公眾面前都是一目了然的。做官要做到如此透明，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對官職趨之若?的。美國報紙曾報道，一位女華裔議員候選人原本有很大的希望當選，但是由於她經商的丈夫不願公布個人財產，她中途宣布退出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美國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美國破除官本位的秘訣

雖然行賄受賄、以權謀私等官本位現象在美國現實中並不罕見，但是，經過200余年的發展，美國的文官制度也在不斷地完善，在消除官本位上有它的獨門秘訣。

主權在民的思想基礎

美國自建國初確立的“主權在民”政治理念是消除官本位的思想基礎。美國人對政府有著與生俱來的不信任感，在他們看來，政府只是“必要的惡”。由於人性本惡，所以需要部分地讓渡個人自由給政府，以換取更大的自由。同時，因為懼怕出現像英王喬治三世那樣的“獨裁暴君”，美國的制憲者在建國之初即設計出分權制衡的制度，將國家主權授予人民。正是這種“主權在民”的思想和對政府一貫的謹慎態度，促使美國人對國家公職人員可能侵害人民權益的違法行為時刻保持警惕，確保人民隨時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或者彈劾剝奪官員的權力。

選舉與任期制結合的制度基礎

美國可謂地地道道的“選舉國家”。除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兩年一次的國會選舉，每年還有近2000次的地方選舉，選出大到州長、州參眾兩院議員，小到市政廳官員，甚至學區教育委員會主席等官員。聯邦一級的官員一般都有任期限制，每個新總統上任會任命助理國務卿級別以上的約兩千多名官員，其中有六百多需要國會的批准，這也從制度上杜絕了貪腐官員。例如像奧巴馬上台后任命的商務部長就幾經周折，其大多是因為前幾位被提名人在繳稅上存在瑕疵，在接受國會“聆訊”之前被媒體“爆料”，所以主動退出，后來“身家清白”的駱家輝才得以走馬上任。

體制內外強有力的監督

政府體制內部與外部媒體強有力的監督也是美國消除官本位導致的腐敗、變質現象的主要手段。政府內部主要指構建道德委員會等防腐敗機構。在政府體制外則主要是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作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參與者，媒體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政府官員貪腐行為的出現。像上世紀70年代《華盛頓郵報》率先揭露“水門事件”，不但導致尼克鬆總統下台，而且徹底改變國會與總統的關系，國會對行政當局的制衡日益增強。也正因如此，媒體記者才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時至今日，由於通訊科技的飛速發展，政府官員的任何非法行為都可能在短時間內被曝光，並傳遍整個互聯網，因此對官員的行動造成巨大的威懾。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韓國為何難跳出腐敗怪圈

所謂“韓國病”是被韓國前總統金泳三稱之的韓國官員貪污腐敗、行賄受賄成風、官商勾結互謀私利等官場弊端。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等四位總統都曾是在獨裁政權期間為了實現韓國的民主化而堅決斗爭的人士。他們相繼執政之后都開出了一系列根治這一病症的藥方，例如實施官員個人財產公開制、金融交易實名制等。此外，為了防止官員腐敗，2001年韓國政府還專門制定了防止腐敗法和成立了防止腐敗委員會。雖然這些措施在提高政府辦公透明度、民主化等方面有明顯改善，但這幾位前任總統身邊的親信、子女、兄弟等人都存在貪污受賄腐敗問題，這使得人們懷疑他們提倡的“反腐倡廉”的真實性與成效。

事實上，產生“韓國病”的官本位意識已經蔓延到了整個社會。要想根治這一頑疾，必須首先改變整個社會環境。因為官本位不僅體現在為官者一切都以官為本，更體現在韓國的平民百姓也把“官”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和崇拜對象。轉變全體民眾的官本位意識，這其實比制度建設還要艱難。借用一位韓國政治系教授的話：“大多數韓國人都認為‘作為一種工作的報酬’總統就應該拿法律規定的那一點工資，但同時沒有一個韓國人相信總統就拿那一點錢生活。”這種西方民主主義的形式和東方傳統儒家官本位內容相矛盾的現實就是韓國當今社會最真實的寫照。正因為這樣，總統身邊人(現任李明博總統暫時除外)的貪污腐敗問題屢禁不止，一屆屆的文人政府也無一例外地重蹈覆轍。也正因為如此，即將參選韓國第十八屆總統選舉的候選人文在寅將“與腐敗作戰”作為自己的施政綱領。這些都表示，韓國政府根治腐敗、破除官本位的斗爭依舊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韓國語系主任、教授)

日本官員風光大不如前

日本的東京大學法律系向來是培養日本政府杰出公務員的搖籃，可如今報考公務員在他們中間被視作不可思議的行為，更有甚者說，想當官的都是些具有使命感的受虐狂。多少年來日本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公務員飯碗何以風光大不如前？

日本現有公務員342.8萬人。據2009年統計，日本國民每千人中有31.6個公務員，比率遠低於法國(86.6)、美國(77.5)、英國(77.2)等發達國家。公務員之間的收入、待遇等差別很大，除了東京23區等富裕地區公務員待遇依舊不錯外，中央和許多地方自治體都因財政困難，在公務員工資、人員配置上有減少趨向。加之上世紀90年代，經濟大國的日本走向衰退，各種社會問題紛至沓來，官僚制的弊端逐漸顯現。除機關臃腫、法令泛濫、行政效率低下、決策不透明及失誤等問題外，國民最難容忍的就是被頻繁曝光的以權謀私的腐敗案件。尤其是在自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1955年體制”下，政、官、財界結成所謂的利益“鐵三角”，成為孳生腐敗的溫床，公務員的形象在國民心目中更是一落千丈。

2009年，倡導“脫官僚”化改革的民主黨贏得了政權，並開始著手切斷政、官、財三者之間的不正當關系。經過改革，昔日作為官僚統治象征的事務次官會議(商議並整理提交內閣會議審議的議案等)被現在的副大臣會議所取代，主導政治的中心真正實現了由官僚向民選國會議員的轉變。相應地，官僚機構在政治舞台上的參與度也大大削弱。

降薪、工作量大、加班多、權力受限、退休后無“下凡”之路可走，日本公務員生存環境正日益變化，公務員隊伍需要更多具有奉獻精神的人加入，而非那些旨在通過當官謀取一己私利的投機者。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

黨政干部如何回到群眾中去

如今，在我們身邊總有少部分黨員干部受“官本位”思想的影響，習慣把自己擺在高高在上的地位，習慣發號施令的辦事方法，總認為自己的判斷絕對准確，拍拍腦袋就能做決定。這種工作作風直接影響了干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也導致了很多的政策方針針對性不強，無法真正惠及群眾的問題。

而中共湖北省荊門市委堅持按照中組部“抓落實、全覆蓋、求實效、受歡迎”的要求，突出關鍵要素，夯實工作基礎，扎實推進“基層組織建設年”活動，讓黨員干部重新回到群眾中去，幫助他們時刻銘記自己是從人民群眾中走出來的人民公仆，從而減少“官本位”思想的危害。

拋“官本位”樹“民本位”，回歸基層，以民為本

黨的基層組織，作為密切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更多地是與人民群眾打交道，主要任務是為人民群眾提供滿意的服務。如何使基層黨組織更好地發揮作用，使基層的黨政干部心中裝下“民本位”而非“官本位”？隻有到基層組織中去看，到黨員群眾中去聽，到基層干部中去問，才能找到答案，拿出務實管用的辦法來。

荊門市委組織部把“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作為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有利契機，在對全市5438個基層黨組織統一分類定級、統一建立台帳、統一編號授牌、統一進行管理的基礎上，建立了基層組織建設周調研制度，成立了由主要負責人帶隊專題調研督導組，堅持每周進行一次鄉鎮例行調研。召開現場辦公會，現場聽取情況匯報，現場解剖“麻雀”，總結好的做法，檢查和發現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薄弱環節，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回歸基層的過程中，黨政干部身體力行，與民同在，與民同心，以民為本，“基層組織建設年”活動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拋 “官氣”樹“民氣”，建強組織帶頭人，以身示范

在基層黨組織中，書記是黨在基層的執政骨干，是黨員群眾的帶頭人。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牛鼻子”就在於領頭人建設。建強基層組織建設，還需要建設一支守信念、講奉獻、有本領、重品行的緊密聯系群眾的基層黨組織書記隊伍，拋 “官氣”樹“民氣”，以身示范。

荊門市堅持把基層黨組織書記隊伍建設作為基層組織建設的重中之重，整合各類資源，實施了“5個100工程”——百名局長進村當支書，百名機關干部脫產當支書，百名能人回鄉當支書，選派百名“紅色CEO”，舉辦“百名基層黨組織書記論壇”。“5個100工程”受到了基層歡迎、群眾好評。

以“官心”換“民心”，服務群眾，贏得民心

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回到群眾中去，必須以“官心”換“民心”，以民為本，為民服務。以服務群眾的新成效來團結群眾、凝聚群眾、組織群眾，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和凝聚到推動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上來。

荊門市以服務群眾為根本，著力搭建基層黨組織服務平台，一批配套完善、布局合理的黨員群眾服務中心先后建成。荊門全市80%以上的村和社區達到黨務、村(居)務、商務、服務、事務“五務合一”標准。在此基礎上，堅持以用為本，完善相關制度，著力發揮“四大功能”，即便民服務功能、文化娛樂功能、教育培訓功能、說事議事功能。強化基層黨組織服務功能，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服務載體，服務群眾的形式得到不斷豐富。

隻有回歸基層回歸群眾，才能使基層工作更有實效，真正做到以“民本位”代替“官本位”，真正得到群眾的認同。

(作者為中共湖北荊門市委常委、組織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