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与海外网记者采访成思危（左二）后合影留念

　　成思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顺境不懈怠 逆境不沉沦

　　成思危的人生写满了自强不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文革”结束，不少与成思危一样怀着报国理想投身新中国的香港青年，怀揣复杂的情感，离开了大陆，而成思危选择了留下。

　　放弃化工，当年在朋友们看来，成思危这是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并非明智之举。然而，成思危认定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别人一小时能读四五十页书，成思危则只能在字典的帮助下读2-3页书，难度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成思危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和一个A＋。“我那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50岁的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成思危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

(责编：夏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