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錚：遠去的那一道大學風景

“朱維錚是復旦學術的一面大旗”。網絡搜索，百度百科上“朱維錚”詞條以這樣的評價開頭。

 

或許有人會對此存疑。畢竟，一些截然不同的指點評價曾經一路伴隨著這位個性鮮明的知名歷史學家、教授。然而無可否認，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關注中國思想文化和中國歷史學術研究的人，都會知道朱維錚。

 

3月10日下午，大旗偃落。在查出罹患肺癌一年多之后，朱維錚教授病逝，享年76歲。復旦大學校園網宣布這一消息時，評價的最后一句，稱之為“卓越的史學教育家”,“堅持實事求是、不懈探索真理的純學者”。

 

“復旦史學傳統的繼承人”

 

除了歷史學界人士和他的學生，讀過朱維錚《走過中世紀》、《音調未定的傳統》、《重讀近代史》等普及性書籍的人們，會為他獨特的思考與文風所打動，對他的學術源流卻未必知道多少。

 

在他工作了一輩子的大學校園裡，朱維錚被公認為“復旦史學傳統的繼承人”。朱門學生、已是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的李天綱先生提供的一份朱維錚學術生平裡，讓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朱維錚晚年擁有的德國漢堡大學榮譽博士、中國史學會理事等榮譽和職務頭銜，而是他的師承“血統”：1955年就讀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后，先后擔任著名歷史學者陳守實、周予同教授的助教。陳守實教授出身於當年的清華大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陳寅恪，研究中國土地制度史﹔周予同先生“五四”運動中有過“火燒趙家樓”的壯舉，也傳承了晚清經學研究傳統，是中國經濟史研究著名專家。

 

這樣的師承血統，讓朱維錚日后繼承兩位前輩開拓、倡導的領域，奠定了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學術研究方向，更重要的則是，他們博研典籍、實事求是，用扎實史料功夫探討重大理論問題的學風，深刻地影響了朱維錚的一生治學。

 

以個性論，朱維錚應該是喜歡“標新立異”的。他的許多學術論文都能辟蹊徑，也因此而在國內率先開拓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新研究領域，但他強調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不可以帶著現在的感情，對歷史做輕易的價值判斷”，其嚴謹扎實在學界有口皆碑。

 

“名師不一定出高徒，嚴師可以帶出一些”

 

在復旦任教50年，幾乎每一屆學生回憶起朱維錚教授，都會說到他的獨特“口試”——“1981年，我們期末考試的時候，他是歷史系唯一一個不採用筆試而用口試的老師。事先出好幾十道題目，學生抽簽准備，排著隊一個個進教室接受他的提問。”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回憶說。

 

“我們讀書時是從朱老師出的100道題目中選一個，寫成1000字文章，他就這篇文章提問，提倡學生和他辯論。有學生想挑戰他，畢竟題目范圍那麼廣嘛，但他對史料的熟悉和博聞強記，讓人沒辦法做到。朱老師當時還告訴我們，‘敢這樣考試的老師，一定是好老師！’”曾就讀於97級歷史系的復旦大學新聞中心主任方明補充說。

 

“我不一定是名師，但肯定是嚴師﹔名師不一定出高徒，嚴師還可以出一些。”也是朱維錚的“名言”。

 

李天綱教授回憶說，1986年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后，作為朱維錚弟子的他們負責寫會議紀要，交上去后每個人的文字都滿篇紅字、被改掉三分之二，讓他們傻了眼。朱維錚說，當年周予同先生也是這麼幫他改文章的，並告誡他們寫文章一定“陳言務去”，用最經典的字句表達含義。

 

微博上，也有學生晒出朱維錚審讀自己論文后手寫的信件，雖然是被“罵”，老師的認真嚴謹卻留下了終身的印記。

 

而在因出書而與朱維錚交往密切的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聖遂看來，這位對學生特別嚴格的老師，嚴厲外表下其實有著一顆非常慈悲的心。他狠狠批評學生，卻也十分精心地為他們修改論文，真心關愛他們，為他們找工作而著急、用力。

 

“認真讀書、認真教學、認真做人”的學者氣場

 

年輕時是學校話劇社的“台柱子”和系運動會短跑冠軍，80年代初一件藏青長風衣有型有款惹人注目，一直到70歲之后，已是享有盛名的學者、教授，他悠然地騎在一輛舊自行車上的身影，成了復旦大學校園內的一道風景。

 

在復旦大學，朱維錚與去年去世的著名文史學家章培恆教授等人一道，被認為是最具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或“士大夫”氣息的當代學者。他們各有專業才學，但更是性情中人，因個性鮮明，自有折人風採，讓人留戀。

 

“這樣的老師走了，是大學的很大損失。”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楊志剛回憶說，朱維錚先生喜歡通宵工作、上午睡覺。大學二年級時，因為協調不暢，一次他一早去請朱先生上課，他被叫起后二話不說，紅著眼睛就跑到教室裡。他的研究生們經常就聚在他的臥室裡聊天、談學術，時不時要被他發散性地發問：“如果交給你十萬人，你能指揮嗎？”“對床頭這幅畫，你能說說嗎？”

 

這樣一些瑣碎事情，楊志剛說是“我們做學生時的福分”，因為它是真正的師生貼近、言傳身教的影響，瑣碎，卻傳遞著文化與精神的傳統。“這種情節在現在的師生間或校園裡很少能夠看到。多數老師上課前幾分鐘到教室，下課鈴聲響了就走，個別學生能和老師電子郵件交往已屬難得。”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在《孔子思想體系》裡根據考據提出“孔子是個私生子”，差點惹得孔家后人打官司﹔在經學冷落年代裡說“哪怕它是糞便，也要擺到顯微鏡下研究”，在“國學”大熱之后，又告以警惕：“我們是否傳達了真實的歷史、真實的孔子”、“是利益驅動還是文化尋根？”﹔他指名道姓地批評一位在電視裡講《論語》的學者“沒一句心得是她自己的”，考據引証說明她當作褒揚的“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是對前人對論語的嘲笑，而同時他也說“學隨術變”……

 

有人曾說他愛出風頭，也有人說他執拗、不合時宜。他在課堂或公開場合說過的尖銳話，讓學生們在他身后還擔心媒體寫得多了會“傷人”。做科研要填表申請經費，需要說明研究項目有什麼作用，他會寫下“沒用”。

 

朱維錚曾告訴記者，一生鑽研“沒用”的歷史，“最大的改變是，使得無論我看過去還是看現在，看中國或是看外國，或者說看人生，我都把它當作歷史過程當中的某一個環節來看待。”

 

不必讀懂他的專業貢獻，更不必糾結於一言一行，對於一所大學、一個社會來說，這樣一位認真讀書、認真教書、認真做人的學者、教授的“氣場”，就是最寶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