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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林:步步攀爬向紅樓 

2012年03月02日03:18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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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過去,由王扶林執導的電視劇《紅樓夢》至今依然鐫刻在無數人的心坎上。
 
王扶林的大半輩子充滿了“變數”。 
 
他始終在適應不同的角色,始終在摸索,有時主動,有時被動﹔有時收獲驚喜,有時難免失意。
 
他不言放棄,似乎在等候一個“餡餅”從天上掉下來。
 
“王大膽”,這是同事送給他的雅號。
 
直到1987年電視劇《紅樓夢》問世,他的能量才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那時,他已年過半百。
 
二十五載春秋已經緩緩滑過,但這部作品至今依然鐫刻在不少人的心坎上,釀成甜蜜的回憶,“王扶林”這個名字也被凝練成為某種象征。
 
“在王扶林身上,體現的是長達40年的電視劇發展史﹔體現的是從‘丑小鴨’到‘俏天鵝’的電視劇藝術道路﹔體現的是電視本身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電視文化現象。……作為電視藝術家的王扶林,已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已構成了中國電視劇的標志與化身。”10年前,由高鑫和吳秋雅合著的《20世紀中國電視劇史論》裡這般評述道。
 
如今,王扶林深居簡出,多數時間游離於大眾視野之外。但“87版”電視劇《紅樓夢》不時地成為“話題”,而且恐怕還得不斷地“話題”下去。
 
一個問題自然地泛起:為何《紅樓夢》的執導棒會交到他的手上?
 
答案充滿了勵志色彩:在失意與困厄中站起來,朝前走,不回頭。
 
王扶林向電視劇藝術頂峰攀爬的這條路,鮮花在前方搖曳,腳下卻布滿荊棘。
 
學的是表演,干的是劇務,工作在電台,成就在電視
 
“陳毅市長特來車站送行,場面十分壯觀”
 
當初,王扶林計劃一輩子吃外文飯,“我小學二年級就學英文,中學英文成績在全校屬前幾名”。
 
哪知道偏科偏得厲害,外文能順利拿下,其他的功課就有點捉襟見肘了,想跨進大學的門檻是妄想。
 
他把目光投向了戲劇學校。在上海長大的王扶林,寓所附近被多家影劇院包圍著。他身處其中,耳濡目染,大受熏陶,不僅酷愛話劇還涉獵戲曲,哼唱過京劇,操練過京胡,學吹過竹笛。
 
1942年,戲劇電影藝術家黃佐臨以“齊心合力,埋頭苦干”為信約,與黃宗江、石揮等人創辦了“苦干劇團”。他們演出過《正在想》、《秋海棠》、《福爾摩斯》等話劇,王扶林就坐在台下,眼睛裡發出光芒。
 
抗戰勝利,慶祝活動連連。中學生王扶林也按捺不住,找來一個叫《反間諜》的話劇劇本,征得校方同意,組織同學排練起來,並如期在內部演出。
 
戲劇越來越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以致影響到了學習。1949年5月滬上解放,百廢待興,上海市立戲劇專科學校(上海戲劇學院前身)表演系廣納賢才。他多次應考,文化課始終是塊絆腳石。幾番努力,屢敗屢戰,終被錄取。
 
 
1952年的王扶林。
 
原本他認為學戲劇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不費力氣而名利雙收”。等到步入學校的大門,才發現戲劇也是一門學問,“自己從表演到理論水平,和同學相比,差距之大,連我自己都萬分吃驚”。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沒聽過﹔中外名著,沒看過幾本﹔中國戲劇史、西洋戲劇史,一竅不通……
 
“我逐漸醒悟,除了表演課需要下苦工夫,提高作為藝術工作者應有的文化素質和理論修養也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加緊趕上,自然被淘汰,形勢十分嚴峻!”王扶林開始發憤,在師長的引領下,好不容易才摸到了戲劇的大門。
 
問題又接踵而至。他發現自己當眾表演就渾身緊張:他演匪兵甲,形體缺乏控制,一不小心就把道具“大樹”撞倒了﹔他演工人,沖到資本家的辦公室時,用力過猛,一腳踹穿了布繃的牆壁……考學時主題詞是“落榜”,上學時主題詞成了“落選”——再排演劇目時,他不得不靠邊站了。
 
王扶林心裡打著自己的算盤。
 
他自告奮勇當劇務,不顧多數表演系的學生視其為苦差。
 
二年級時,學校排練老舍的《方珍珠》,王扶林被安排飾演個小角色。無奈之下,他開始了“打雜”生涯。心想“打雜”干好了,也長本領:別人還在被窩裡享受美夢,他已經把排練室打掃得干干淨淨﹔排練時間臨近了,他主動催促大家別遲到﹔舞台某個部門缺這缺那,他熱心搭把手幫忙解決……為了一個鼻煙壺的道具,大夏天的,他跑遍上海四馬路,終於找到並按時交給了演員,贏得了老師的激賞。
 
他以為總算定位清晰,計劃在戲劇的道路上奔波,哪知道問題又突如其來,給王扶林的人生規劃設置了一道障礙。
 
1952年9月,畢業分配,當得知自己和10名同學前往北京中央廣播局報到時,王扶林的心情一下子涼到了底:“南方人到千裡迢迢的北方,遠離家鄉,簡直不可想象﹔最大的思想問題是,一輩子脫離舞台,躲到幕后用聲音和聽眾在空氣裡相識,更不可想象。”
 
 
拍攝《紅樓夢》時給鄧婕(飾王熙鳳)說戲。
 
然而,當時的情境下,服從分配是主旋律。
 
這是解放初期大學畢業生首次全國統一分配。整個上海,分配到中央廣播局工作的有百余名技術類和文藝類的年輕人。王扶林理性上服從分配,感情上卻眷念上海,但終究還是登上了北上的列車。一位大人物的出現,總算讓他有了些許安慰,“陳毅市長特來車站送行,場面十分壯觀”。
 
國慶節前夕的首都,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事事處處滲透著解放后人們歡欣鼓舞的氣氛”。既來之,則安之。王扶林暗下決心在新的崗位上放手一搏。
 
廣播演員是靠聲音吃飯的。操著南方口音的王扶林開始苦學普通話,“我的嗓音悶啞、干澀,如何悅耳,有待於刻苦努力”。他面對牆壁,一遍又一遍地練,“練得嘴干舌燥,兩頰發木”。效果立竿見影,沒過多長時間,他就敢於來到學校和工廠,在大庭廣眾之下放聲朗誦文學作品。
 
1954年,他又開啟了新的人生篇章,由廣播演員轉行當導演,時年23歲。經驗不足,加上身邊有人故意制造麻煩,等著看笑話,“經常躲在被窩裡哭鼻子,那幾年的導演生活太難熬了,真想撒手不干,最后還是忍了下來”。
 
王扶林徹底由“戲劇人”轉變成了“廣播人”。他導演了兒童廣播劇《五個杏兒》和《青蛙公主》,根據安徒生作品改編的《皇帝的新衣》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全國聯播》節目中播出了片斷,這在當時算個稀罕事……生活有聲有色地鋪展開來,心也漸漸地安穩了。
 
1958年5月1日,中國電視橫空出世,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1962年末王扶林正式調入電視台,開始了電視導演的生涯。
 
從前的經歷,讓王扶林變得豐滿,其中凝練出來的精華,他照單全收,投射到電視領域裡,成為資源富礦。
 
上學時,恩師的教導永志不忘。他視黃佐臨和丹尼這對夫婦為啟蒙老師,“他們讓我明白如何觀察生活、捕捉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狀態”。
 
朱端鈞是著名戲劇教育家與話劇導演。王扶林記得這位儒雅的師長善於啟發演員根據自己對角色的理解進入創作,“朱老師在排練中,言傳身教,告訴我們戲劇是綜合藝術,作為導演應該充分發揮各個工種的創造性,完成導演構思,不要自命不凡,唯我獨尊,這是當好導演的基本功。這成了我導演工作的座右銘”。
 
當劇務的日子不乏意義,王扶林感覺自己的組織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鍛煉,“這點基本功,在我當了導演后發揮了作用,尤其是拍攝大型電視劇《紅樓夢》和《三國演義》,導演的藝術水平固然起決定性的作用,作為總導演的組織能力,也不可忽視”。
 
從事廣播工作,讓王扶林真切地明了,如何用聲音來表達人物的內心,如何用語言來塑造人物的性格,如何用音樂來烘托情緒、加強節奏、渲染氣氛。
 
 
 
拍攝《紅樓夢》時給歐陽奮強(飾賈寶玉)說戲。
 
語言的修養和音樂的鑒賞,是電視導演必備的基本功,“現在許多電視劇,演員的語言表達不過關,連邏輯重音都掌握不好。交待重要劇情的時候,音樂干擾人物對話,畫蛇添足,甚至每集從頭到尾鋪滿音樂,我想任何作曲家都不願把自己的作品放在搭配的位置上”。
 
看似學非所用,但在關鍵時刻,這些經歷猶如一塊塊墊腳石,賦予他向上攀爬的力量。
 
總是第一個“吃螃蟹”,有時又吃不好,但還是咬牙堅持
 
夏衍說:“我看了《黨救活了他》,印象很好!在反映同樣題材的文藝作品中,這個戲很好。電視劇大有前途”
 
電視在中國蹣跚起步,王扶林是見証者,更是參與者。
 
初創時期的電視文藝節目,經常要直播舞台演出實況。導演提前觀摩,確定直播機位,事無巨細,都要過問。王扶林就因為長期坐在觀眾席上借著舞台的余光寫分鏡頭,過早地戴上了花鏡,由淺而深。
 
組織文藝晚會是王扶林和同事們的另一項工作。當時,領導提出電視上要播放在劇院裡買票看不到的節目。王扶林開動腦筋,聯想到自己在校學習期間要登台表演戲劇小品,這不正符合要求嗎?於是,他來到中央戲劇學院挑選節目,結果收獲頗豐,把部分戲劇小品進行加工整理,就直接搬上了熒屏,和同事一道組織了兩次《笑的晚會》。
 
“在我的記憶中,把戲劇小品搬上電視,是我的創意。”而這些戲劇小品從風格到形式和現在的小品大同小異,其中小品《吃雞》在1984年的春晚上還重播了。
 
除了直播舞台演出和組織文藝晚會,電視劇開始全面闖入王扶林的生活。
 
1958年9月3日,有報道稱上海鋼鐵廠工人邱財康因為保護國家財產被嚴重燒傷,醫護人員全力以赴給予搶救,巴金以萬字篇幅,在《人民文學》刊登報道:一場挽救生命的戰斗。電視台文藝部領導胡旭決定和王扶林一起抓住這個題材。翌日晚上7時,他們聯合執導的報道劇《黨救活了他》面世。
 
“我看了《黨救活了他》,印象很好!在反映同樣題材的文藝作品中,這個戲很好。電視劇大有前途。”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這般評價道。
 
1959年10月17日,北京電視台直播了由高方正編劇的三集電視劇《新的一代》,導演就是王扶林和笪遠懷。這是一部向國慶10周年獻禮的作品,也是我國電視劇史上首部多場景的大型電視劇,播出時間達到90多分鐘,而其他的電視劇都不超過半小時,並且劇作規模空前,一共有十多個人物,六七個拍攝景點,橫跨三個季節。
 
拍攝場地狹窄,拍攝設備簡陋,給創作出了不少難題。王扶林展現出“王大膽”的風採:他用16毫米膠片到清華大學、頤和園、建筑工地拍攝了一些外景,在電視劇直播過程中適當插入,用於劇情的銜接與場景的轉換,甚至還作為回憶、倒敘的內容,成了當時名副其實的“大制作”。
 
1963年8月17日,北京電視台播出了電視劇《火種》,講述的是黑人抗爭種族歧視的故事,是個國際性的題材,導演還是王扶林。作品播出時,20萬美國黑人正舉行盛大示威游行抗議種族迫害。8月23日,馬丁·路德·金率領一支龐大的游行隊伍向華盛頓進軍,為全美國的黑人爭取人權,並在林肯紀念堂前向25萬人發表了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可以說,這部電視劇是對這場爭取自由、平等運動的一次國際性的配合。
 
經歷了十年“文革”的重創,歷史迎來新紀元,電視劇也開始復蘇。這時,王扶林再次走在前列。1980年,他和都郁聯合執導了中國首部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共分9集,每集35分鐘左右,全劇約2000個鏡頭,100多個場景,分別在北京、廬山、九江、漢口、福建等地錄制,投資10萬元,共拍攝97天。
 
這次,王扶林說自己當了一回徹底的“勇敢分子”,但結果是遭遇了“滑鐵盧”。
 
經費不夠,人員不足,技術力量缺乏,拍連續劇的條件都不具備。“王大膽”心想,別的本事沒有,有的就是干勁,不怕吃苦。
 
但一味地蠻干往往得不償失。現在回想起來,王扶林自認出了不少洋相:“主角江波的國民黨軍裝,沒有時間特制,隻能借。借不到褲子,隻好將人物的全身鏡頭改為半身鏡頭。領子太小,系不上風紀扣,國民黨少將高參居然整場戲都敞著領子﹔帽子太小,就拿在手裡,作戴帽狀﹔8個匪兵,隻借到兩條褲子,於是,讓有褲子穿的匪兵在前景,用他們的身體擋住后景沒有軍褲的另外6個兵的下半身,可謂煞費苦心。”
 
有位觀眾怒了,撰文批評這部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生搬硬套、脫離實際、破綻百出、質量粗糙。
 
失敗的滋味涌上心頭,並沒有澆滅王扶林已經孕育著的夢想。
 
1979年10月,他被派往英國考察電視節目制作。在那裡,他發現,不少文學名著都被改編拍成了電視劇,老百姓樂此不疲。當時他就思忖:為什麼不能把我們的文學名著也搬上熒屏呢?為什麼不利用電視這個新媒介來普及中國的名著?
 
他足足等了三年時間,經過多番認証,《紅樓夢》拍攝計劃正式立項,導演的“寶座”擺到了他的面前。
 
“也許是因為我曾建議發展連續劇,建議把我國古典名著改編為連續劇,使台領導有所考慮吧。”王扶林這般揣度“上意”。
 
但是,他也慶幸找到一個時機全面地証明自己,盡管並不知道前路有多少坎坷。
 
前有“攔截”,后有“追兵”,左奔右突,終於練就“首尾全龍第一功”
 
吳祖光說:“我覺得賈寶玉最難找,賈寶玉還沒有生出來呢!他是作者筆下的理想人物,現實生活中哪兒去找?”
 
《紅樓夢》要拍成電視劇的消息一發布,質疑聲滾滾而來。
 
“我心裡清楚這副擔子挑起來不容易,不被壓倒,也要累得不是人樣兒,還不定有什麼后果。趕上點兒了,隻好打腫臉充胖子艱難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吧。但有一條我可以保証,一定百分之百的努力對待創作。什麼名利,成名成家一概拋到腦后,雖不是上刀山、下火海,這部《紅樓夢》足以讓我終日惶恐不安。”王扶林體驗到了決絕的心境。
 
一個好漢三個幫,他開始邀請“同好”加盟,結果不少人見著他就躲,“怕惹一身腥”,理由很直接: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白耽誤時間。
 
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快人快語:“我覺得賈寶玉最難找,賈寶玉還沒有生出來呢!他是作者筆下的理想人物,現實生活中哪兒去找?你們萬一拍不成,就是因為賈寶玉找不著。”王扶林知道這是一番大實話,看似一盆冷水,卻也語重心長。
 
王扶林決定靜一靜,全身心地扎進《紅樓夢》,認真地閱讀,“向曹雪芹先生請教”。
 
他的前岳父王芸生伸來了雙手。這位在新聞界德高望重的老人,為王扶林提供了著名紅學家吳世昌的電話。王扶林的面前曙光乍現。
 
雜音依然難息。電影界發話了,建議中央電視台放棄這個計劃,因為一些年長的著名電影導演早就盯上了《紅樓夢》。
 
壓力來時如山倒。
 
當時的電視劇是個“小字輩”,與電影的號召力不可同日而語。縱觀王扶林的電視劇導演生涯,電影總是在一旁如影隨形,題材上都是直接“撞車”。
 
他拍了反映台灣同胞思鄉的電視劇《何日彩雲歸》,根據同一部小說改編的劇本,也拍成了電影《情天恨海》﹔他把蔣子龍的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改編拍攝了同名電視劇,一舉摘得首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優秀電視劇獎,並且培養出了當前大名鼎鼎的陳寶國,而同名電影也跟著問世﹔這回,拍攝電視劇《紅樓夢》,電影繼續“不依不饒”。
 
王扶林懂得,電影是電視劇的“老大哥”,自己還不斷地從電影裡吸收營養,學習表現手法的技巧和獨到的風格特色。這樣的“短兵相接”,正好可以激勵自己和“老大哥”競賽的勁頭。
 
1984年2月9日,電視劇《紅樓夢》在北京西郊香山干休所試拍﹔同年9月10日,在黃山正式開拍,准備拍攝25集,計劃投資500萬元。1985年春,北京電影制片廠宣布投拍電影《紅樓夢》,共6部8集,獲取的資金是2000萬元。
 
年輕的演員們心裡沒譜,王扶林給他們做心理工作:電影是“老大哥”,拍的是“提高版”﹔電視劇是“小兒書”,拍的是“普及版”,所以要放鬆心態,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沒必要有過多的顧慮。
 
曹禺給了王扶林底氣。這位戲劇大家讀罷電視文學劇本《紅樓夢》的提綱,對王扶林和編劇周雷說,與電影及戲劇相比,電視連續劇是改編《紅樓夢》比較理想的藝術形式。像《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巨著,如果僅僅摘取其中一段,或加以濃縮,表示這就是《紅樓夢》,那就太對不起曹雪芹的辛勤勞動和民族的“大國寶”了。
 
除了曹禺,電視劇《紅樓夢》還邀請王昆侖、沈從文、啟功、周揚、王朝聞、楊憲益、吳冷西、周汝昌等擔任顧問,他們猶如一道屏障,給王扶林和劇組以庇護與支撐。
 
經過研究,王扶林慢慢確立了創作的基本規則,比如,“每集要有大霹靂,不斷放出小霹靂”,“這是一部閨房戲”,“整體風格要細膩、抒情、自然”。
 
他以黛玉到賈府來吃飯為例,“我們用很多鏡頭來渲染她的小心、謹慎。因為她是從另一個地方過來的,早就聽說過賈府特別有錢而且規矩很多。她看別人怎麼拿筷子,看別人吃完飯如何漱口、擦嘴,看別人喝茶是個什麼樣子。如果你認為這些都是生活小節,沒多大意思,不是什麼重要的情節,那就忘了《紅樓夢》的風格”。
 
王扶林開始把握住了《紅樓夢》的魂魄。他的理解是,這部名著就是通過一些細節的描寫,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烘托出賈府這個豪門那一套封建家庭的規矩。如果忽略了這些,只是粗線條地去表現大起大落的情節,那就不是完整的《紅樓夢》了。
 
他對演員的啟用真切地體現了“王大膽”的風范:“《紅樓夢》寫的人物年齡都比較小,所以我就特別強調這個演員的素質,要求他純,要求他真,要求他善,要求他美。我不把演技放在第一位,看重的是這個人的素質以及他的表演潛力。所以,進劇組的不管是主要演員還是次要演員,基本上都沒有上過鏡頭,或者是沒有演過戲的,或者不是文藝這個圈子裡的。”
 
他不反對使用名演員,因為明星的號召力不容忽視,但他明確反對“名牌主義”。挑選演員,前提是必須符合角色的要求,能全心全意投入角色創造,而不是把名利放在首位。
 
他提倡尊重編劇的勞動,絕不任意改動文學劇本﹔他談及改編古典名著,首要的是尊重原著,不能耍小聰明,加油添醋地搞所謂的“創新”。
 
導演了《紅樓夢》,又擔任了《三國演義》的總導演,王扶林深深地體會到,能把曹雪芹和羅貫中所表現出來的精髓,部分地反映就已經是難上加難了。許多紅學家大半輩子從事紅學研究,直至現在,仍有新的研究問世,“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再翻閱原著,我仍有新的理解和新的啟示。在我國古典文學面前,要提倡老老實實地虛心學習。當然,我絕不反對用電視特有的手段創造性體現原著。我提倡導演學術化。”
 
9600多個鏡頭,先后到過10個省市41個地區的219個景點,主要工作人員150多人,最終耗資680萬元……1987年5月1日,電視劇《紅樓夢》正式亮相,伴隨著的是那首《枉凝眉》唱響神州大地。
 
那時,周汝昌正客居美國,獲悉《紅樓夢》拍攝完畢,欣然賦詩一首:“海外遙申祝賀詞,從頭回顧憶當時。開年盛事傳嘉話,辛苦經營數載知。乍展熒窗百態豐,鮮葩閬苑粲新紅。朱樓搬演多刪落,首尾全龍第一功。”
 
周汝昌回國沒有多久,就有一位在聯合國工作的美籍華人朋友來函盛贊這部作品,說他們夫婦每天都看得如痴如醉。美國著名紅學家趙岡也給周汝昌來信,告知自己每天都在看電視劇《紅樓夢》,獲悉他是顧問,拜托他設法幫忙找到一套拷貝。
 
“終於拿下來了!”王扶林如釋重負。
 
“我們向王扶林導演致敬。因為有了他,無論是太虛幻境,還是虎穴龍潭,無論是寶黛釵的曲終人散,還是劉關張的義薄雲天,都成為我們不能淡忘的記憶。面對古老中國或是新生中國的往事,傾注信念和創意的表現,都曾為審美帶來快感。我們感謝王扶林導演!”2010年3月,中國電視劇導演工作委員會首度頒發杰出貢獻獎,王扶林是六位被致敬者中的唯一男性。
 
“智慧掩埋痛苦”,這是摯友康征為他撰寫的傳記書名。王扶林憑借才華與毅力,不斷地抗擊干擾,化解困境,在我國電視劇發展的長途中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光明日報記者  王國平 本版照片均為資料照片)
 
(責任編輯:李志偉、知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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