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苗子，寫了好幾份遺囑

2009年，筆者在出版家、前人民出版社副社長范用的引薦下，見到了黃苗子先生，其時，郁風（黃苗子夫人）已經過世，黃苗子長期住在醫院，靠透析支撐病體。在人人都有苦難的病房裡，黃苗子卻住得很開心。他同小護士的關系極好，他睡著了，小護士用墨在他臉上畫花臉，他也樂樂呵呵。我認識的人中，像他這樣身處病榻，卻樂觀、詼諧的實在是鳳毛麟角。而他的書畫成就、傳奇人生更打動了我，於是動筆寫他的傳記。

 

寫作過程時斷時續，不時傳來一些黃苗子友人的消息：2010年6月，吳冠中逝世﹔2010年9月，范用離去……在書作終於完成即將出版之際，2012年1月8日，黃苗子辭世，虛歲100歲。任何傷感的話語都顯得虛無縹緲，無足輕重。

 

一流人物二流堂

 

黃苗子出生於廣東中山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黃紹昌系清末舉人，曾任教於張之洞創辦的廣州廣雅書院（清末廣東的最高學府）﹔父親黃冷觀是同盟會會員，曾在香港創辦中華中學，是香港現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

 

8歲起，黃苗子開始學書法，12歲拜入父親的朋友、書畫名家鄧爾雅門下，后又受到嶺南畫家黃般若等人的鼓勵，開始畫漫畫。父親對黃苗子素來嚴厲並抱以厚望。中學一畢業，黃苗子便被父親送進香港華仁書院學習英文。這讓對語言不感興趣，隻熱衷於漫畫的黃苗子苦不堪言。沒多久，他便用自己畫漫畫掙來的稿費偷偷買了一張船票，去了當時的文化中心上海。

 

時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是黃冷觀的好友，在他的提攜與關照下，黃苗子在政府機關裡當上了公務員。若他有心，憑他的出身和背景，這條路走下去不愁沒有前途。但黃苗子身在官場，心在藝壇。他與當時活躍在上海的漫畫家葉淺予、華君武、丁聰、張樂平等人成為好友，常在葉淺予等主辦的漫畫雜志《時代》上投稿，並陸續在《生活》雜志、《良友畫報》、《時代漫畫》等刊物上發表漫畫作品。上世紀30年代，《小說》半月刊封面上的漫畫獨樹一幟，從第三期到終刊第十九期都出自黃苗子之手。

 

黃苗子性情活躍，喜歡同各類人士來往，上世紀40年代，身為國民政府中的高級公務員，他的朋友卻大多是“左翼作家聯盟”中的文化名流。1944年，黃苗子和妻子郁風在重慶定居。離他們住所不遠處，便是著名報刊編輯唐瑜自費建造的屋舍，取名“碧廬”，那裡常聚集著夏衍、吳祖光、郭沫若等與共產黨關系密切的文人。當時秧歌劇《兄妹開荒》從延安流傳到了重慶。劇中，到地裡送飯的妹妹罵偷懶的哥哥是“二流子”，“二流子”在陝北土話裡就是“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人”。這一稱呼讓“碧廬”裡這些生活自由散漫的文人們覺得頗為有趣，於是，“二流子”成了大家彼此取笑的代名詞。一天，郭沫若等人剛踏進“碧廬”的門，便聽見裡面笑聲一片，原來，大家又在拿“二流子”相互取笑。郭沫若來了興致，當即說：“給你們取個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紛紛應和，“二流堂”的名號從此叫開了。

 

與“二流堂”的朋友們在一起時，黃苗子快樂得像個孩子，他曾在信中記敘道：“昨晚，同祖光、金山3個人一起在合作社等散戲，還有一大堆人，吃過了面，喝了一點酒，到12點多鐘。”

 

上世紀50年代，黃苗子和郁風搬入北京棲鳳樓，這裡成了“北京二流堂”，齊白石、老舍、梅蘭芳、夏衍等人常相聚此處。

 

大部分人的性情都會隨著環境而改變，離開了快樂的環境，就快樂不起來了。但黃苗子是始終樂觀。1957年之后，他歷經坎坷，先是被劃為“右派”，被發配到“北大荒”伐木。在給妻子的信中，他對生活的熱愛仍表露無遺：“今天在路上看到第一朵開了的馬蘭花，摘下來寄給你。”信紙的背面寫著：“路上捉到一隻水鳥，翅膀受傷后被我發現的，本想把它養起來，可是沒有工夫捉魚給它吃，就送給養魚隊了。”他還用鋼筆畫出了這隻鳥的樣子。

 

“文革”時期，黃苗子又被認定是“特務”，在監獄裡一關就是7年。在獄中，他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在腦海中“寫”詩，甚至研究起臭虫，笑對難挨的歲月。

 

朋友們說他：“苗子像頑強的草，在冬天被大雪蓋住，一旦雪化了，它又蓬勃生長。”

 

上班前在門口吻別

 

黃苗子一生坎坷，但在家庭生活上，他是幸福的。文化圈裡，黃苗子和郁風夫婦是出了名的賢伉儷。郁風也精於繪畫、寫作。她比黃苗子小3歲，自幼愛好文藝。曾在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學油畫，隨后到南京，在徐悲鴻、潘玉良門下深造。1932年，郁風隨家人到上海，通過其叔叔郁達夫認識了黃苗子，經常與黃交流藝術和創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黃苗子和郁風輾轉各地，但聯系未斷。1939年，兩人恰巧都到了重慶，再次相逢。雖說相識已有7個年頭，他們的關系卻一直不溫不火。郁風性情直率，打小就愛在男生堆裡混，頗有幾分豪氣。而黃苗子這邊雖然曾和一位小姐有過交往，郁風的影子卻一直在他心中揮之不去。

 

久歷戰亂，兩人都有些疲憊，此次重逢，無疑為彼此感情的升溫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沒多久，黃苗子就鄭重地向郁風告白了。相交多年，郁風對黃苗子不乏好感，但她心裡卻很猶豫，因為有道坎橫在兩人中間——郁風一直在夏衍的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黃苗子卻是國民政府的官員，這種差異會不會導致兩人日后產生分歧？黃苗子的告白，把這個問題再次推到了她面前。郁風並沒有立即答復黃苗子，而是去了重慶郊外的盤溪，她需要把思緒好好理一理。

 

郁風前腳剛到盤溪，“老領導”夏衍后腳也跟到了這裡，並且是作為黃苗子的說客來的。早在1936年前后，夏衍的話劇《賽金花》在上海公演，黃苗子跟隨葉淺予、丁聰等一起到后台畫速寫，結識了夏衍，后來更是成為知己。

 

郁風向夏衍說了自己的顧慮，表示不願意當官太太，怕生活會因此而改變。夏衍開導說，苗子很有才華，人也很好﹔你和他結婚后，照樣可以做革命工作，甚至還可以影響他，做更有利的工作。他補充了一句，這也是革命的需要。

 

還有什麼比“革命的需要”更重要？郁風心裡的疙瘩一下子解開了。1944年11月26日，重慶的嘉陵飯店燈火輝煌，在吳鐵城的主持下，黃苗子和郁風正式結為伉儷。

 

多年以后，作家徐遲在《我的文學生涯》中回顧了這場婚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郁風終於嫁給了黃苗子，那大廳裡布置得金碧輝煌，中間放了一塊像有三層樓高的大蛋糕。行禮如儀，然后就是舞會……由於她（郁風）曾經對我有過指點迷津的作用，我很感激她和尊敬她，當然一直是保持著很深的純潔友誼的。看到她有了一個美滿的姻緣，我也感到安心和歡喜。”

 

黃苗子和郁風十分恩愛，據一位“二流堂”的朋友回憶：“上班苗子走時，在門口，他們接吻告別。有一次我們正好在，大家跑去看，有情趣。一對好夫婦。”

 

該做的事都做完了

 

黃苗子繪畫上的造詣，到晚年達到高峰。接近耄耋之年，他才開始研習國畫，短短數年，更上層樓，其作品被倫敦大英博物館、德國科隆東方美術博物館等收藏。此外，他也是美術史學者、美術評論家，晚年又以打油詩、散文知名。吳冠中曾說：“對苗子，我先是拜讀其文章，從中取得藝術方面的教益，后來才看到他的字，一見傾心，十分喜愛，突出感受是構圖美、虛實美、節奏美，總之，是造型美。”

 

1989年，黃苗子接到了來自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大學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夫婦共同赴澳講學。在人生地不熟的澳洲，黃苗子開始研習國畫，並進行大量的隨筆創作。他總是清晨五六點即起，在小院子裡打打太極，然后開始一天的功課：上午寫文章或大字，中午休息，下午畫畫。沒有了國內頻繁的活動邀請，使他能夠潛心構思水墨花鳥，將自己的繪畫擴展到漫畫、肖像畫以外的一個全新領域。而寫大字時，黃苗子最愛寫“月是故鄉明”。

 

1998年，在澳大利亞生活了將近10年的黃苗子、郁風夫婦回到北京。黃苗子很快為自己布置了一間工作室，取名“安晚寄廬”。大宅門上，懸挂著“安晚”兩字，這是黃苗子摹自明末清初畫家八大山人的《安晚帖》。他曾說起自家匾額：“老頭們都知道由右至左念成‘安晚’，年輕人由左至右念成‘晚安’。這也好，白天念成‘安晚’，晚上送朋友到門口告別，就念成‘晚安’吧！”在書房入口處的牆上，懸挂著他自己所作的對聯“惟金石可長久，隻富貴不妄求”﹔另一面牆上，則是元代文人馬致遠北京舊宅屋頂上掉下來的一塊瓦片，上面刻著600年前這位詩人的名句“小橋流水人家”。

 

晚年，他來往最密切的幾位朋友中，唐瑜、丁聰是“二流堂”時期的舊友﹔楊憲益、王世襄、啟功是新中國成立后結識的，算來也有五六十年的交情﹔隻有生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黃永玉、韓美林顯得稍微年輕一些。

 

77歲時，黃苗子曾寫過一篇《遺囑》：“我已經同幾位來往較多的‘生前好友’有過約定，趁我們現在還活著之日起，約好一天，會做挽聯的帶副挽聯(畫一幅漫畫也好)，不會做挽聯的帶個花圈，寫句紀念的話，趁我們都能親眼看到的時候，大家拿出來欣賞一番。這比人死了才開追悼會，嘩啦嘩啦掉眼淚，更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我堅決反對在我死后開什麼追悼會、座談會，更不許宣讀經過上級逐層批審和家屬逐字爭執仍然言過其實或言不及其實的叫做什麼‘悼詞’。”

 

5年后，他又寫了《后遺囑》，補充道：千萬不要在家裡懸挂本人遺像，“人都死了，還不圖個清靜，干嗎要挂個遺像在家裡任人指東畫西呢？”

 

他與老友們笑談生死，“關於骨灰的處理問題，有朋友主張約幾位親友，由一位長者主持，肅立在抽水馬桶旁邊，默哀畢，就把骨灰倒進馬桶，長者扳動水箱把手，禮畢而散。有人主張和在面粉裡包餃子，約親友共同進餐，餐畢才宣布餃子裡有我的骨灰，飽餐之后‘你當中有我，我當中有你’，倍顯親切。這些本都是好事，但有人認為骨灰是優質肥料，馬桶裡沖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會覺得‘惡心’，怕有人吃完要吐。為此，我吩咐我的兒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我插隊的農村裡，拌到豬食裡喂豬，豬吃肥壯了喂人，往復循環，使它仍然為人民做點有益的貢獻。”

 

2007年，郁風辭世﹔次日，黃苗子身體就出了毛病，被孩子們安排住進了醫院，不時傳來病重的消息，但每次都化險為夷。在醫院裡，黃苗子還在“折騰”，他對家人說：“我准備把藏畫全部賣掉，成立一個和郁風共同命名的基金會，用於文化教育事業。”2008年，他開心地告訴朋友：“我的畫全賣了，籌得3000萬元。”資金到位后，“黃苗子郁風慈善基金會”在香港成立，基金會每年向中央美術學院提供贊助，一面對有意義的文化學術研究提供資金援助，一面對美術院校的貧困大學生進行經濟支持。

 

臨走時，他平靜地說道：“我該做的事都做完了！”這種無憾，是留給世人的最大安慰。

 

(張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