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

2012年1月底，法學家張千帆以“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價值與尊嚴”為由，寫了一篇名為“廢除死刑從經濟犯開始”的時評，引來一片爭議，其中不乏非理性的攻擊。這讓張千帆很意外。他選擇接戰，寫下《死刑不足以震懾貪官》一文，將問題引向貪官產生的制度原因上。在具體的制度層面，解釋社會矛盾的形成，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把問題導向對制度的反思，而非糾纏於人性之惡，正是他作為一位憲法學家的分析模式。

 

 

剛剛過去的2011年，也是張千帆論著的豐收之年，他出版了近十種學術著作。其中一本隨筆時評集名為《憲在：生活中的憲法蹤跡》，蘊意憲法就在生活中，而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抽象理念。他自己則在2011年走出書齋，親自調查一起上訪案件。

 

 

張千帆的2011年年度總結，題目為“讓參與成為每個人的習慣”，倡導用良知與勇氣，承擔責任捍衛權利，方可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

 

 

“無論是作為官員、作為學者還是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真實的自我問一句：我能做什麼？我選擇什麼樣的人生？我們在一起可以過一種什麼樣的公共生活？”——張千帆

 

 

最深諳物理學的法學家

 

 

張千帆生於1964年，1980年，16歲的他高分考入南京大學物理系，本科畢業后，通過“卡斯比”考試，留美攻讀生物物理，1989年獲卡內基-梅隆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80年代中后期，國內改革正熱潮涌動，他自覺理科不能直接發揮濟世之用，便從零開始轉入文科的學習。

 

 

因經濟條件受限，他一度以旁聽的方式學習法學，自謂落魄而充實。1995年，他獲得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學院的獎學金，1999年拿到博士學位后，結束16年的美國留學生活，回國任教法學。故而有人笑稱張千帆為國內最深諳物理學的法學家。

 

 

在美留學期間，張千帆讀了大量法學、政治學、哲學等領域的著作，並做了細致的筆記。回國后，海運了36個書箱子，他父親看著他一箱箱往樓上搬書，感慨說有點悲壯，而他自己則為其中有大量自己的筆記本而欣然，謂其為留學美國的遺產。

 

 

張千帆於2000年出版的《西方憲政體系》，是國內第一本系統完整介紹西方憲法、憲政體系的拓荒作品。那一年，也正是中國當代憲法學轉型的重要年份，之前學者多用功於論証當前憲法之優，為其唱贊歌多於責謬糾偏。而之后，隨著國外相關作品的引入以及國內學界對權利討論的深入，開始自成體系，政治教育的色彩漸褪。

 

 

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

 

 

2001年，中國出現了第一例將《憲法》引入司法審判的嘗試，讓憲法學界為之激動，期待《憲法》保障的權利，能在制度層面落實。然而之后《憲法》還是沒有進入經驗層面，僅僅停留於文本之法。

 

 

2007年，重慶最牛釘子戶手持《憲法》抗議拆遷，張千帆為之一振。中國憲政之初，往往是知識精英懷著極大熱情引入西方憲政制度，而超前於民眾的憲政意識。時至今日，制度與民眾的意識，孰前孰后，則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他開始寫時評，用言論介入現實，以期引發更多憲政思考。

 

 

作為憲法學者，張千帆在國內遇到的最大挑戰，即是中國沒有憲法案例可研究。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張千帆在持續介紹國外的憲法與憲政現狀之外，他能做的就是關注、評論國內重大社會事件，那些推動制度改革的社會事件，讓他對民間的憲政精神充滿樂觀期待。

 

 

近年來，公共空間裡對社會批評的力度，對制度的反思，日益深入。但張千帆發現，人們的習慣思維還是批評政府的功能失靈或不作為，而不是告訴它應該做什麼。在一個制度與道德不能互濟的社會，爭取受到作為人的禮遇，避免可能存在的非人性傷害，需要靠個體的積極爭取，而不是消極等待。

 

 

張千帆曾擬馬丁·路德金的名篇，作《我有一個夢——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呼吁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要忘記做人的尊嚴，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還是普通民眾，“我欲仁，斯仁至矣”。

 

 

告別臣民的嘗試

 

 

憲政的理想模式，簡單而言就是，獨立理性的人們，通過契約的形式，各自讓渡自己的權利與自由，組建一個依法治理的社會，由憲法來保障人的權利並制約政府的權力。其本質是一種持續的制度設計的理性對話。然而中國百年憲政歷程，民眾旁觀多於主動參與，時有繁花滿枝轉眼即空的悲劇。

 

 

2009年，張千帆參加由蔡定劍先生主持的憲政講堂（中國政法大學），作了名為“為什麼五四運動沒有產生中國的馬伯裡訴麥迪遜案”，當時與他一起做講座的一位教師直言不諱，批評他是站在一個“西洋的觀審立場來觀審中國的問題”。

 

 

失望之余，他以冷幽默的方式回應：“我在美國穿著從中國帶過去的布鞋，我在國內這件洋西裝很少穿，保証比你穿得少。”

 

 

那一次演講，張千帆討論的是，美國的政治斗爭可以產生制度的改革，而中國自古多政治斗爭，卻淪在一亂一治專制循環中，缺乏利益妥協與權力制衡，而久居傳統社會，人們對制度也無改造的熱情，只是對利益與權力充滿熱望。

 

 

告別臣民，成為積極的公民，是最近幾年張千帆呼吁最多的理念。有怎樣的人，就有怎樣的制度與社會。若每一個人都有明確權利意識，有獨立思考的自覺，追尋事實與真相的熱情，關心公共生活，關於人性與尊嚴，就不是夢想。

 

 

從傳統文化中追尋復興

 

 

2011年的小悅悅事件，刺痛了張千帆。事件發生時，他正在加拿大執教，國人的冷漠不作為，讓他情難以堪。逢辛亥百年，公民參與已是公共討論的焦點議題，但參與卻不能輕易實踐於生活，現實與理念的反差，令人困頓。

 

 

一如以前的分析邏輯，張千帆沒有從道德層面加以譴責，人格的塑成，有個人因素，亦有文化與制度之因，他把后者的關系疏離出來，討論憲政轉型與人格再造的中國使命。認為中國不知不覺間染有一種悲劇人格，畏於權勢，於懦弱中追捧激進，於盲從中輕狂，深感渺小故無作為並將社會希望寄予個人之外。

 

 

健全的社會，由健全的個人組成。中國式悲劇人格，若不改變，難任良性的社會制度設計參與。而改變，即是從人自己開始。這似乎又繞回魯迅之改造國民性的命題。

 

 

所不同的是，張千帆並不將其看做難除的痼疾，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儒家、道家、法家，都是有健全人格的想象的，國人要做的是追尋復興而非全面改造。這些內容，是他即將出版的《為了人的尊嚴》一書的主要內容。

 

 

年未過半百的張千帆，已是滿頭白發，他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盞燈，都希望過有意義有尊嚴的生活。而這正是社會希望的所在。